目前我国行政立法监督机制探讨

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立法程序,行政机关一般都按照自己制定的程序进行行政立法。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监督行政立法的法律规定,只是通过批准和备案两种监督方式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除此之外,再没有“事前”和“事后”的监督措施,我国目前也还没有建立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制度。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目前我国行政立法监督机制进行探讨。     

论加强行政道德监督的必要性及其实现途径

当前,加强行政道德监督是促进行政道德建设的需要,是推进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是保证行政管理目标得以实现的需要,是健全行政监督体系的需要。加强行政道德监督的主要途径有:确立合理的行政伦理道德标准,建立独立的行政道德监督机构,构建完善的行政道德监督机制和推进相关的行政道德监督立法。     

涉外刑事案件处置之司法困境及对策探略

我国涉外刑事案件处置存在着处置依据变异,中外公民法律地位不平等,成本与效益失衡及国际警务合作脆弱等困境。摆脱困境的主要对策是强化法治观念,依法处置涉外刑事案件;不断完善我国涉外刑事案件处置法律体系及机制;夯实国际警务合作基础,大力加强国际警务合作。     

论创建学习型公安机关的方法和途径

创建学习型公安机关是创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公安机关整体队伍素质的有效途径。创建学习型公安机关的主要方法和途径:建立共享目标;团队学习;改善民警的心理状态;激发民警的个人潜力;构建公安机关的长效机制。     

WTO争端胜诉方"申请授权报复"的程序问题研究——"世贸组织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21.5条和第22.6条之间的顺序问题

WTO争端解决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一个重要成果,而WTO争端解决机制比起GATT时代的争端解决程序的优越性主要在于它对执行裁决的监督上。体现在"WTO争端解决程序与规则的谅解"(DSU)中,就在于第21条"履行措施的合法性审查"和第22条"申请授权报复"的规定。这两条规定在WTO司法实践中已经成为WTO法执行的砥柱规则,使多边贸易体系解决纠纷的法律体系功能更为强大。但是,WTO的立法和任何立法一样,在具有前瞻性、预测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滞后性,甚至在立法的当时受各种利益因素的制约,在立法上留有一些空白。针对DSU第21条和第22条规定的内在冲突,从分析WTO以往发生的案例入手,综合WTO专家小组对此问题的解释,结合各国提出的建议,对此问题进行论述。     

论处分查封之物的法律效力

在财产被查封的情形,被执行人或所有权人擅自处分查封之物的,不得对抗执行申请人。查封的对抗效力是法律直接规定的结果,同处分权能和合同效力无关。查封不影响被执行人或所有权人的处分权,也不影响处分查封之物基础合同的法律效力。查封具有禁止处分的法律效果,即被执行人或所有权人不得擅自处分查封之物,否则可能引发公法上的责任。在擅自处分查封之物时,善意取得与公示对抗是两种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模式。从立法论的角度来看,善意取得规则不应也无须适用于查封之物,否则会影响体系融贯,并导致制度重叠问题。查封制度具有独立的善意第三人保护规则,即查封的公示对抗规则。在公示对抗规则之下,执行申请人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得到了妥当平衡。     

警力资源分类管理机制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在警力资源配置中引入分类管理机制,对进一步优化警力资源配置及实现其无增长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必须探索和完善岗位分类制度、警力资源配置和流动机制、警力绩效考评机制、激励保障机制和警力辅助机制。     

构建与新型社区管理相匹配的警务机制

针对基层派出所防范管理主业还未完全凸显,基础工作信息体系还未完全构筑,群防群治网络还未合理严谨的问题,应通过着力推进社区治安巡访机制,强化情报信息和人口管理意识,以构建群防群治网络,严密基层的阵地控制,整治治安问题突出地区,继而调整管理防范的薄弱部位,实施新型社区警务战略。     

和谐社会公平与效率关系理论的批判及反思

不同视角下公平、效率的含义并不一致。讨论公平、效率问题必须设定语境,相应的语境下公平与效率才具有对立统一关系。这种对立统一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均衡,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均衡点,这个均衡点主要取决于情势,而不是取决于理论、伦理。建设和谐社会必须适时建构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的和谐机制。     

超大型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现状分析与顶层设计——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治理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治理模式的多样性,深入理解、系统把握超大型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的时代特征和内涵特点,探索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治理范式与机制路径,成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实践课题。当前,上海市社会精细化治理成效明显,但仍存在顶层设计不足、数据平台分散、推进不均衡、感知度满意度较低等问题,其原因在于精细化理念和文化缺失的思想困境、缺位错位越位的治理主体困境、法制与监督不精密的制度困境,以及失衡与薄弱的技术手段困境。上海推进社会精细化治理,要按照“物联、数联、智联”三位一体原则,构建“线上线下融合、上下双向互动、流程驱动、科学决策、过程控制、法治保障”的社会精细化治理新模式,形成“两案三制一体”的治理体系。进一步,要更加注重人本主义,更加重视基层自治,更加关注多元主体诉求,更加彰显文化力量,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强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本体建设和载体依托,优化超大型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流程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