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探究

个人信息本来是极其隐私的事物,在大数据时代却时刻处于"裸奔"状态,时刻面临被侵犯的风险。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数据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个人信息保护再次引起关注。整体而言,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个人优先"与"公共优先"的宗旨博弈为出发点,以"个人信息"的概念界定为基础,以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为核心,以个人信息保护机构的独立设置为落脚点,为个人信息的保护奠定了基础。我国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尽快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助力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和数字经济的发展。     

非法证据证明责任问题探析

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键性和深层次问题。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在我国得以确立并切实发挥作用。参照外国关于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立法规定,我国应遵循利益均衡、诉讼便利和适当发挥法官职权原则,以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体系。     

现实已经发生——论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

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与全国性刑事证据立法相对应,我国各地广泛开展了制定和实施刑事证据规则的试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又存在广泛的问题,其产生的动因主要是防止冤假错案,保持司法公正和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今后我国应该走全国统一刑事证据规则的道路。     

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现状及完善——以美国联邦政府制度经验为参照

政府掌握的信息数量庞大,且质量要求较高,如何管理、综合开发和有效利用这些信息资源成为对政府工作的新挑战。信息资源管理通过时信息活动的有效管理与运作,使信息的周期运动能够更好地完成政府任务、实现绩效目标。我国应结合实际不足,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问题与相关制度建设进行梳理。     

Appeals to Reason

This article considers how statistical reasoning changes conceptions of evidence and proof. Beginning with three Court of Appeal judgments in which proof is quantified, it traces the implications of statistical ways of thinking about proof through the law of criminal evidence. This leads to the bizarre conclusion that proof is, by and large, impossible. The argument then takes a more constructive turn. The way in which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is conceptualised in statistical argument is criticised and it is suggested that proof depends on a precondition of trust in the way suspects are selected by the police. For that trust to be deserved, police suspects must be chosen in a legitimate manner.     

浅论生物物证及其在刑事侦查中的利用

除人体物证以外的生物物证(如动物类、植物类、微生物类)在自然界广泛存在,其自身的特殊性可为刑事侦查提供证据和线索,这种独特的生命活动规律在刑事侦查中的利用价值,将会随着物证研究的深入和证据科学的发展,越来越重要。     

中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基本理念

证据制度是一国诉讼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目前证据立法过于粗疏 ,可操作性不强 ,远远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合理地重构证据制度 ,应当对传统证据理论进行全面检视 ,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现代刑事证据制度藉以立足的基本理念 ,惟此方能实现理性立法。     

说明义务违反与沉默的民事诈欺构成——以"信息上的弱者"之保护为中心

影响缔约意思形成的不平等缔约力,除了经济力的不对等,还有信息上的不对等.鉴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保护"信息上的弱者"在现代市场经济和信息化社会中的重要性,在制定民法典时,有必要规定说明义务与沉默性诈欺,以是否存在说明义务为标准,对沉默性诈欺进行类型区分,对于存在说明义务情况下的沉默,应缓和诈欺的因果关系要件和故意要件.     

个人信息保护法制管窥

现代意义的隐私权乃是一种“个人信息控制权”,因此有必要对收集、利用、保存、传播他人信息的行为全面进行规范,许多国家先后制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立法模式上,根据是否以一部法律对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进行规范,分为总括和分离两种模式。在立法内容上,“OECD劝告”曾确立个人信息保护的八项原则,同时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可具体化为五项权利。另外,对特定行业制定特别规定是普遍采取的做法。     

刑事诉讼中的"实事求是"和"自由心证"——兼论自由心证在中国的构建

实事求是证据原则与自由心证由于阶级理念、思想派别等原因在中国一直处于格格不入的状态.本文通过探讨实事求是与自由心证在刑事诉讼中的和谐统一,对自由心证在中国的发展作出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