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协议》中商业秘密的规定及我国应对路径

商业秘密的保护已经成为了《中美经贸协议》规制的主要问题,《中美经贸协议》对我国商业秘密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从文本格式和文本内容两个角度分析《中美经贸协议》关于商业秘密的规定,指出我国商业秘密保护法律模式及现行法律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规定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我国应当从宏观上转变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模式建立商业秘密专门法保护制度,现阶段应当加强我国涉外经贸中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规范、修改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规定、增大政府商业秘密保护中的义务。     

现代化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

现代文明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其历史渊源是欧洲传统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具有独特性,它采取的是政教合一的秩序实现模式,有自身的演进逻辑。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本是两个不相干的系统。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化实质上是一场秩序模式革命,包括传统政治整合模式的解构和现代秩序模式的创建。与欧洲特别是英国“顺势现代化”模式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属于“逆势现代化”,其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主要在于,在现代化的启动初期,就必须在共同体的宏观层面展开对传统秩序模式的解构。     

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架构与中国立法的选择

由于选择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实体内容,中国的行政程序法典立法架构要解决实体性规定与程序性规定之间的架构和作为法典重要内容的程序性规定本身的架构这两大问题。对前者,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概念,遵循行政权力涉及的主体———行政权力的运行程序———行政权力的运行结果的思路予以架构。对后者,应以确立正当行政程序理念、突显正当行政程序制度为第一考虑要素,并根据立法惯例中“先一般、后特别”的规则,先规定行政程序的一般规定,后规定特定种类行政行为程序;关于内部行政程序,则置于法典中行政机关部分作出规定。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     

网络经济与政府行政范式的转变

网络经济对政府行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改革要求 ,如建立有限政府、决策的分散化与民主化、提高行政效率、增强透明度等。行政法所规制的行政范式也面临重大挑战 ,政府行政应当立足于现代人文精神、促进行政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强调行政权的公共服务本质、突出行政的法律从属性以及建立行政程序中的参与合作机制 ,以实现其范式转变。     

文化与经济活动的“固定思维习惯”

文化对于经济活动具有型塑的作用,正是一个社会的文化规范赋予了经济活动以意义,为个人活动提供劳动动机,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技能、策略和制度,担当了经济活动“固定思维习惯”的功能。此外,文化规范尤其是习俗惯例等“固定思维习惯”,也对市场的消费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中国侦检关系模式理性透视--兼论我国不宜实行"侦检一体化模式"

中国现行侦检关系受制于线型诉讼结构,存在诸多弊端而有待完善。但是,“侦检一体化”模式不符合中国侦检关系模式的设置,不具备实践可行性。对此,应当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制约,并且对于拒绝监督与制约的,予以惩戒。同时增强辩方力量,实现审前程序控辩平衡。     

论复议期间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原则

复议期间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原则中的“执行”并非仅指对行政相对人的强制执行,而应重新厘定其涵义;“是否停止执行”有不同的模式选择,选择何种模式与其背后的价值取向有关,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选择“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为原则,停止执行为例外”的模式,既存在理论上的缺失,也难于在实践中具体落实,需要进行反思与重构。     

论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变革

由于若干因素导致市场失灵,以及对公共产品的供求双方的推动,使得政府所直接生产的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范围大幅度扩张。但过度的垂直一体化使得公共物品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成本上升,并造成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和质量低下,政府规模膨胀和严重的财政支付压力。为此,要求推动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变革,最终在公共物品的生产上形成政府、私人和非盈利组织的伙伴关系。     

480例活体损伤的法医学鉴定分析

目的分析活体损伤的特征,探讨其损伤类型与损伤程度的关系,以及法医学鉴定的有关问题。方法随机抽取1998-2001年间活体损伤的鉴定资料,对伤者的损伤及其法医学鉴定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男性伤者居多;多发伤高于任何单一部位损伤;致伤方式以钝器致伤为主;重伤以颅内血肿和腹腔脏器破裂最多,轻伤以四肢骨折居首。结论损伤程度与损伤部位及类型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