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史学基础问题反思

中国现代法律史学是在传统法律史学和外来法律史学的双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确认识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性质,对完善这门学科的独立品格,促进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现代法学理论,特别是运用部门法理论去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史材料,是中国现代法史学研究方法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标志。但不应简单地用部门法理论、现代法理学的一般概念去比附评论中国传统法史材料,使中国法史学研究带上过分浓厚的现代色彩。应重视法史学研究的学术批评问题,提倡既非庸俗吹捧也非恶意贬低的高水平的独立评论。     

网络推手的传播学批判与辩护

网络推手的出现让很多网络红人和网络事件从偶然转变成为了必然。一方面,对免费的网络注意力所蕴藏的巨大商业利益的认知加快了网络推手的职业化和商业化;另一方面,不成熟的行业自律导致了网络话语暴力、恶意制造媒介假事件、媒介职业伦理缺失等一系列问题。实际上,网络推手本身并无善恶之分,但网络推手的实现方式却有好坏之别,关键在于媒介社会给出的是何种样式的设置。面对网络推手的发展趋势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着眼于网络推手隐患的化解,职业伦理与法制的规范、积极文化的引导与媒介素养的提升势在必行。     

文学理论:从教学形态到理论本体探讨

探讨文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本体问题 ,可以从文学理论的教学形态入手。在我国现行文学理论教学形态中 ,其学科概念、范畴所指存在着一些习惯性的理解与表达错误 ,导致文学理论与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相分离。文学理论的理论活力减弱 ,使其逐渐成为知识汇编。重建文学理论学科 ,改进其教学形态 ,其思想基点是深入探索文学理论赖以生存的哲学美学资源和文学构成本身。文学理论首先是一种“理论” ,思维与方法是其不可缺少的特质 ;然后是关于“文学的”理论 ,必须紧扣文学本身进行言说。     

社会制度中的良善生活——马克思和杜威的伦理学构架

马克思和杜威的伦理学都强调道德是具体社会制度中的生活形式,这一观点既摆脱为伦理学寻求形而上学根源的困境,又指明了良善生活可能具有的内容。同时,社会制度包容不同的良善生活形式,认可了伦理价值的多元性;社会制度也排斥那些不道德的生活形式,它限定着良善生活的评价标准。     

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学的现代性

研究文学的现代性的根本目的,应当有助于推动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此,研究文学的现代性必须和探讨社会的现代化紧密联系起来,必须从我国特殊的国情、人性和文情出发,来探讨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学现代性问题.     

《共产党宣言》中的文艺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不仅科学全面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而且深刻地论述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文艺思想。这些文艺思想对于鉴别各式各样的文艺思潮和建构当代形态的文艺理论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困境与突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

中国现代学研究的历史大致可分为“认定”（1919-1949）、“界定”（1949-1978）和“确定”（1978-）三个时期，前两期奠定了研究的基础，后期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现代学的研究格局和深度。8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领域的局限、方法论的危机、思想性的缺席以及彼此之间的失衡，造成了现代学研究发展中的困境。新的化语境下的现代学研究必须史料、经典、思想性和学术性并重，在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寻求中实现突破。     

日本传统韵文学的光点:俳句影响下的庞德意象诗文艺理论

美国诗人庞德谙悉古今,善于旁征博引,撷取各民族文化之长为己所用。他的诗歌理论在很多方面得益于东方文化,其中借鉴吸收了日本俳句诗写作的结构特点。20世纪初,在日本热风靡西方的背景下,庞德开始和日本文化结缘,而后,他创作出一些类俳句诗,并以此为启发创建了"叠合理论"的新文艺理论,而这也正是庞德实用主义思想和日本俳句结合衍生发展变化的结果。虽然庞德对日本俳句的了解并不透彻,但是他以日本俳句为启发而开创的意象派新诗运动给东西方文化交流带来的深远影响却不容忽视。     

Hacia una aproximación crítica entre el derecho constitucional y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The state has traditionally been studied from an internal prism, a study which has been carried out by political or Constitutional law; or it has been studied from an external focus, in its relations with other states and 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s; matter that was awarded to International Law. These categories are obsolete. New times coming from 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force us to bring epistemological and axiological approaches from both disciplines. This is the reason, purpose and need for this paper, which is formulated from positions close to the criticism. The happiness of human being is the aim of policy and law, both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So, it is necessary adopting different social tools to interpret critically the juridical re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