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功制度的功利和良知

功利是立功制度的基本价值,这是由其立法目的决定的.立功制度牺牲了被害人的利益以使国家更好地打击犯罪、预防犯罪,这是立功的功利所在.而良知原则是功利原则的限制与补充,如果没有这种限制与补充,那么,立功制度必然陷入唯利是图,不近人情的地步.我国应当对刑法第68条予以修改.我国应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过程控制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其中,建构评估指标模型是整个过程的核心机制,评估指标的权重设计和等级标准为其提供技术保障,而设立评估管理机构、选择确定评估主体、安排评估实施程序和落实评估结果运用则是整个过程的组织和程序保障。     

政府绩效管理与效率政府建设

本文分析了政府绩效管理的内涵与特点,论述了绩效管理在效率政府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总结了当代政府绩效管理的发展趋势。在借鉴西方政府绩效管理的基本做法,总结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取得成就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政府绩效管理新模式、建设效率政府的思路与对策。     

建构我国的问责制政府：理论基石及路径选择

一个有公信力和有效率的现代政府应当是有责任性并可问责的政府。我国自去岁抗击非典以来对在政府工作中失职或渎职的官员严加查处的动向是推进政府问责制的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政府行为须问责的理念和实践在抗击非典中激发,推进政府问责机制建构之紧迫性正日益清晰地为人们所认识。建构问责制政府是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必然要求。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政府责任性不足和问责乏力的状况表明,依据善治和法治的理念加快建构政府问责制是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估初探

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绩效评估有助于激励非营利组织更广泛地承担公共责任,提高自身服务质量和效率。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估的主要困难在于目前的评估标准易倾向于公益的特殊性,社会公众普遍混淆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等。为此,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估需要在评估机构、评估体系、社会认同和沟通平台等方面加以改善。     

履行迟延的合同解除规则释论

针对主给付义务的履行迟延,符合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第4项的构成要件即可解除合同。符合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之情形,直接落入“主要债务”的文义射程。合同解除法上的广义附随义务囊括了传统“债法上之义务群”中的狭义的附随义务与从给付义务,只有迟延履行广义附随义务不符合合同目的,方落入“主要债务”的射程,此时需将“主要债务”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在履行迟延中,应将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4项作目的性限缩解释,并可采用类推适用违约损害赔偿的可预见性规则予以适用。就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之判断,以公式来表明,即为“重大违约(需结合个案判断)+并非债务人订约时不可预见或不可认识(当事人主观标准+理性人标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可预见性的判断时点为合同订立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举证责任原则上由主张根本违约之一方当事人负担,但在如合同已明定给付日期等无争议之重要事项之场合,当事人无需负担举证责任。履行迟延中的合同解除权之发生不以债务人的可归责性为必要。在解释上,应当认为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适用于非定期行为,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4项适用于定期行为。关于相对的定期行为之成立,除有“履行期日严守”要件之外,还须结合合同目的予以判断。     

从传统合同到智能合同:由事后法院裁判到事前自动履行的转变

传统合同需要当事人履行具体义务以促使合同目的的实现,且允许各方在现实环境发生变化时加入新的合意或对原合同条款进行修改,产生纠纷后也可以依据法院的裁判机制使权利义务关系趋于平衡。但是,区块链技术的兴起使智能合同能够自动履行当事人约定的各项内容,对纠纷的解决也可以按照合同订立时确定的救济方式自动进行,甚至无需法院的裁判支持。从传统合同到智能合同,最显著的变革在于由事后法院裁判到事前自动履行的转变。技术的进步使法院裁判机制作为权利保障后盾的重要地位受到冲击,智能合同的事前自动履行具有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势,为商业世界的交易活动提供新的可能,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韩国警察的绩效管理制度及其启示

韩国警察当局在警察绩效管理方面采用新的理念作指导,对每个警员的工作能力、态度、品行、工作成绩等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评价,从而促进警察个人工作能力的提高。通过对警察个人工作成绩的评价,使绩效管理制度灵活地运用于其晋升和任职过程。这对我国公安机关的绩效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日本铁路民营化的经营绩效分析

通过对JR东日本、JR西日本和JR东海在1993年至2007年间的盈利、资产营运、债务、融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考察分析,文章发现在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进程中,铁路运输企业的经营绩效得到了持续提高,进而讨论分析其原因所在。     

公共政策网络管理：机制、模式与绩效测度

政策网络管理应重点研究七个基本问题和应注意十个重大问题,政策网络管理存在工具、互动和制度三种观点和个人权威控制、专制控制、结果控制、文化或集团控制、声誉控制五种控制机制,具体管理模式可以从行动者、认知和制度三个维度和政策管理、过程管理和网络宪政三个层面进行架构,并可根据不同的网络环境选择不同的网络管理行为.网络行动者的数量、管理能力与技巧、网络的开放性、利益冲突、网络管理成本是影响政策网络管理有效性的重要因素,网络管理的绩效也可根据不同的网络结构选择不同的评价指标进行定量到定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