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哲学视野中的现代犯罪问题

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发展使文化差异日益显耀,并导致了范围扩大和意蕴深刻的文化冲突,以至于进一步恶化了价值迷乱,一系列观念性的因素渗透到了个体和群体行为的背景中,构成犯罪的隐含动因。这种随着现代性和全球化而发展的现代犯罪及其文化因素,对传统的犯罪学构成了新的挑战,从而提出在文化冲突境域中,重构价值哲学的必要性。     

论我国立法中"现代商人法"的性质和适用

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国际商事关系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与之相适应,调整这种跨国性商事关系的法律也出现了历史性的变革.现代商人法正是这一变革的产物和表现.我国有关立法中的现代商人法则是实体意义上的法律规范,具有"边缘性"、"自治性"、"综合性"的特点.但是,我国立法中关于现代商人法的规定,无论在含义、性质和适用范围和条件等问题上,在理论界与实践中均存在种种分歧,应在立法中作出更科学、权成的法律解释,以统一认识,使其更有利于调整国际商事关系.     

中国古代民法与现代民法若干问题比较研究——以物权法为中心

本文以物权法为中心,从古代民法的有无、物权客体的分类、永佃权以及遗失物制度几个方面与现代民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不仅存在民法而且内容非常丰富,对之进行研究将对我国现今民事立法大有裨益的结论。     

略论冯桂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

冯桂芬是近代中国具有开拓意义的、务实、深刻、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是: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鲜明地提出较为全面的“采西学”主张,力主在多方面向西方学习;以唯善是从消解现代化过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理智地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冯桂芬的思想对于理解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应对西方文化挑战时的能量与机制,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     

中新建交30年的回顾与展望

2020年是中新建交30周年,30年来,中新关系在政治、经济、人文、安全等领域发展迅猛;频繁的高层互访、密切的经贸合作、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以及务实的军事合作,都彰显出双方关系的先进性与引领性。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与时俱进、效益优先,文明互鉴成为中新交往的宝贵经验和财富。中新在交往过程中讲究循序渐进、求同存异,充分尊重对方的发展模式,充分照顾对方的舒适度,成功地达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政府间合作项目。毋庸讳言,30年来,中新关系也偶有嫌隙,但整体向好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事件。突如其来的疫情既是严峻的考验,也为中新双方的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在后疫情时代,双方在医疗卫生、社会治理、数字经济、金融法律、第三方市场等领域的合作将大有作为。中新两国应当充分发挥"快捷通道"的作用,继续深化跨境电子商务、数字城市建设方面的合作,致力于将新加坡打造成"一带一路"的超级中转站。     

货币演进的历史观与货币创造的政治经济学

一种流行的对现代货币理论的批评认为,现代货币理论忽视了金融市场在货币创造中的主体地位;现代货币理论的错误认识会导致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这种反对意见不仅误解了现代货币理论,而且建立在错误的历史观上,忽视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首先,现代货币理论形成了包括商业银行和政府在内的对货币等级结构的完整认识。其次,在历史上,财政作为货币创造主体的作用并没有让位于商业银行体系,相反,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国家财政的作用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再次,政府的货币创造具有生产性的一面,它在推动创新和生产力发展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创造和回收货币并不是剥削,而是国家的公共目的所使然。最后,货币创造主体的制度设计及其争论的问题本质上是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网络时代的人际关系

Internet作为20世纪下半叶的重要社会事件,已对人类社会的生活发生了实质的影响。表现在人际交往领域,一方面,Internet扩展了人类交往的空间,创造了人类交往的新平台,消除了传统人际交往的时空、社会、文化、种族等的限制;另一方面,Internet亦给人际交往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All the labor problems fit to print: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the U.S ‘labor problem’, 1870–1932

The period that spanned the Gilded Age to the onse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saw the rise and relative decline of the US labor movement. The salient events of labor movements over these years undoubtedly shaped public perception about labor issues, and some scholars have been attempting to unpack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depictions and characterizations of the ‘labor problem’ were produced in authoritative venues that could have shaped the future of the movement. This study goes beyond the standard practice of explaining news report volume to feature the political valance of the reports on the labor problem over a 63-year time period. The aforementioned period also saw significant changes in news reporting practices, with the rise of objective informational writing and the embrace of journalism as a profession. The change within journalism itself could potentially shape the depiction of the labor problem, yet such change has been overlooked by existing literature pertaining to the topic. This research makes a theoretical case for integrating social processes central to the labor movement and journalism from 1870 to 1932 and explains patterns in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the labor problem in the New York Times by analyzing these two tracks of history in conjunction using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在沪日侨与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决策--以1935年至1936年反对电话加价运动为个案

公用事业价格议定是近代市政决策的一项重要内容，能否充分参与其中，是衡量市民权是否充分伸张的指标之一。1935至1936年反对电话加价运动中，在沪日侨通过用户代表请愿、工部局日籍董事力争、纳税人提案和日籍电话专家介入调查等方式，对租界市政决策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和行政阻力，影响了电话价格厘定。公共租界相关议政和决策机制的存在，使日侨民意表达渠道保持了相对畅通，近代日本在上海全面干预的总方针也无疑促成了日侨在租界电话价格议定过程中的发言权。     

江南文化资源的类型及其阐释

明清以来形成的江南文化以诗性精神为内核,由物质文化资源、社会文化资源和审美文化资源构成,主要类型有古镇文化资源、农桑文化资源、饮食文化资源、都市文化资源、工业文化资源、运河文化资源、园林和戏曲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已经成为江南地区再发展的重要基础.对江南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梳理和价值研究,探索其在城市化和后现代社会背景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