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金刑在近代刑法中的确立——以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的相关规定为视点

清末10年修律,首当其冲的就是刑事法律的改革。1907年10月,沈家本主持的修订法律馆上奏中国近代第一个刑法草案——大清刑律草案,在中国刑法史上第一次将罚金确定为五大主刑之一。从1908年到1910年,中央各部院堂官、地方各省督抚、将军都统陆续上奏对大清刑律草案的签注意见,其中涉及罚金的主要问题有:罚金定为主刑问题、罚金单位和等级问题、罚金易刑问题、罚金适用的过轻与过重问题、罚金与赔偿金的关系问题。回顾和分析罚金刑在中国近代刑法中的确立过程,将使我们在微观层次上对“会通中西”的法律变革原则有新的体悟,并有利于对近代“礼法之争”的再认识。     

中国非刑罚化改革的否证性分析

非刑罚化 ,是现代西方国家在推行刑罚制度改革中表现出的较一致的发展趋势。但是我国的刑罚改革不应简单照搬此模式。原因在于非刑罚化理论本身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 ,而且从现实效果来看 ,该模式至今并未得到成功的证实。至少在目前 ,甚或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非刑罚化的犯罪反应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论死刑不引渡原则

死刑不引渡原则是现代引渡制度的产物,是随着人权观念的兴起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在实践中,对于死刑的界定却存在着争议,并且请求国与被请求国也常常对是否需要判处死刑存在不同的看法,这些都会对死刑不引渡原则的适用产生影响。另外,死刑不引渡原则是否构成了国际习惯法也没有定论。由于我国现阶段不可能会完全废除死刑,所以在同废除了死刑的国家进行引渡合作时就有可能产生纠纷,为此,我国《引渡法》也应引入死刑不引渡原则。     

我国死刑制度重刑化倾向及原因分析

我国 1 997刑法典仍存在重刑化倾向 ,表现在 :控制死刑适用未有重大突破 ,死刑罪种没有大幅度削减 ,绝对确定的死刑规定有增无减 ,死刑量刑幅度过大。我国刑法中死刑过多 ,与国际轻刑化趋势不相符合 ,不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 ,死刑不仅有较大的副作用还可能在刑事诉讼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我国死刑居高不下的主观原因有封建重刑思想、传统价值观和刑罚观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经济不发达、社会治安状况严峻和刑事立法体制的制约是其客观原因。     

2019年中国刑法实施报告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日子。70年来,在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刑法学在始终恪守重视基础理论的总结、创新与完善的基础上,亦更加主动地回应社会现实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凸显出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弘扬了新时代我国刑法学鲜明的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相较以往,2019年度刑事犯罪在涉众型、风险型、科技型等领域较为突出,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危害面广、手法多样且不断翻新等特点。2019年度刑法实施报告主要将以下七个板块作为研究重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刑事法治和刑法理论的变迁与反思、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与完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工智能时代刑法挑战的前瞻应对、互联网金融领域腐败犯罪治理防范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体适用问题及民刑交叉、行刑衔接等问题。     

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基准——“丁汉忠案”的文本梳理和法理审视

目前我国有关故意杀人罪中死刑裁量因素的审查难有真切、统一的基准,而在司法实践中对相关刑法条文含义的理解和阐释较为草率;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体现的裁判趣旨未得到充分领会;各量刑因素的作用莫衷一是、标准不一,“估堆”量刑的困境萦绕其间,因而须探索故意杀人罪中相对合理的死刑裁量基准。具体而言,须区分各量刑因素的轻重、位阶,建构以责任刑为主、预防刑为辅的死刑裁量基准。至于是否入围死刑圈主要是仰仗责任刑阶段的判断。若责任刑阶段均是从严因素,基本会入围死刑圈的审查。死刑圈内的三种准刑种如何抉择,取决于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判断。在预防刑阶段若均是从宽因素,一般死缓的判决即可满足要求;若从宽因素和从严因素交错,死缓限制减刑的判决基本可满足要求;若只有从严因素,则有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的可能。     

论我国拘役刑的废除

拘役刑作为我国刑罚的五种主刑之一,在我国1979年和1997年的刑法中均有规定,但其作为一种短期自由刑具有一定的缺陷,其存废之争也开始兴起。本文在简要介绍我国拘役刑的概况后,将具体分析废除我国拘役刑的理由,最后提出废除拘役刑后我国的刑罚体系的完善方案。     

受贿罪实证研究

受贿罪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常见、多发罪,也一直是我国反腐败领域重点打击的对象。在本文研究的648例样本中,受贿罪的无罪判决率为0．62％,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率为2．78％,缓刑判决率为16．77％,事实上的自由刑（含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决率为92．7％,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为4．35％;648例全样本,平均受贿数额844167．70元,其中受贿金额5万元以上的占总样本数的73．6％,10万元以上的占56．5％,宣告刑平均刑期为8．79年,其中受贿数额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平均刑期仅5．32年,接近于法定最低刑5年有期徒刑;在548例大样本中,平均受贿次数为9．45次,平均每次受贿数额为65331．45元,被告人受贿次数在2～5次之间的占样本总数的40％左右;受贿罪的平均案发时间间隔为49．70个月（4．14年）,其中案发时间间隔在5年以上的样本数达217例,占样本总数的34％左右。“一把手”犯罪较为严重,占样本数的40．54％,单位领导（包括正职、副职等）犯罪占样本数的63．43％。     

罚金刑制度论

罚金刑作为一个古老的刑种 ,在不同历史时期 ,不同国家中 ,无论在刑罚结构中的位置 ,还是在刑罚制度设计上都有所区别 ,现代社会的发展及其趋势 ,使罚金刑越来越受到青睐 ,西方国家已经进入以自由刑和罚金刑为中心的时代 ,而我国由于各种因素 ,仍然是以死刑和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结构 ,罚金刑应当有广阔的地位提升空间 ,也应有更为科学、细致的制度设计期待     

论"假一罚十"承诺的法律性质

"假一罚十"承诺的法律性质如何,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较多争议的问题.商家"假一罚十"的承诺与商家和顾客之间的买卖合同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但二者又有密切的联系."假一罚十"是商家的单方允诺,属于单方法律行为,它以买卖合同为生效条件,属于附条件的单方法律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