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巴关系由对抗走向缓和

本文概述了2 0 0 4年以来印巴关系走向缓和的主要情况,并分协了印巴关系的发展前景,作者认为,印巴关系真正缓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南岛语民族与中国古代越人和濮人的关系

许多学者在探讨南岛语民族的起源时,都认为这个民族群体与中国古代的越人有关系,还有人认为与越人和濮人都有关系。我的看法是,今天的南岛语民族的先民并不是直接源自中国古籍中提到的越人和濮人,只是与越人和濮人有着共同的祖先。在南岛语民族或广义的马来人这个群体中,体质特征较为古老的“原始马来人”形成较早,他们与濮人的祖先有密切的关系;而有着较高文化的、体质特征与壮侗语言诸民族相似的“续至马来人”则与古代越人的祖先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不能说今天的南岛语民族直接源自中国古籍中提到的越人和濮人。     

中国、美国与正在演变中的亚洲秩序

中国崛起是一个复合概念,既包括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也包括国际规范、高等教育等软实力方面。这对亚洲地区的国际秩序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变量,但不能就此认为亚洲地区已形成了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正在演变中的亚洲秩序是一个包含有轮毂模式、有限共治模式、规范共同体模式和复合相互依赖模式四种秩序特征的复合体。同时,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来说无疑也注入了新的元素,但并非就如现实主义者所预测的那么悲观,中美之间的合作远大于分歧,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在中美之间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中国和平发展的俄罗斯视角

当前,中俄两国关系存在新的情况,面临新的问题,特别是作为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如何看待中国的和平发展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1989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表示,中苏两国应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重温小平同志当年的讲话,正确认识和解决今天中俄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发展中俄战略合作,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介绍分析中俄关系发展的现存问题,并对进一步发展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提出一些建议。     

俄罗斯与欧盟的经济关系

在当今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中双方的经济关系由于发展迅速更是备受世人关注。俄罗斯独立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出于各自的需要,俄欧双方积极展开了在贸易、投资和能源等经济领域的全面合作,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短期内,俄欧经济关系仍将维持以能源合作为主,其他合作为辅的基本格局,长期来看,俄欧经济关系能否取得突破主要还是取决于俄罗斯能否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改变畸形的经济结构并尽快恢复和扩大加工工业产品的出口。     

试论中日关系的新向度——以前首相福田康夫对中外交遗产为中心

近年来,从小泉、安倍、再到福田,日本政府都非常重视构成两国关系之潜流的精神和价值理念领域。特别是前首相福田转变了小泉和安倍的"价值本位"外交方向,并从"回归古典"着手,力图通过重构中日两国的精神、价值大厦,使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利益、利害关系的存在,而是建立在双方共同理解、追求并能够互相接受的价值阈值的基础之上。这样,中日关系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其脆弱性的一面,从而走得更远。而中日两国在第四个政治文件中就此所达成的共识,即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新向度"。无疑这是前首相福田对中外交的重要遗产。     

论法律选择中的替代条款——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

替代条款要求在案件与一国有更密切联系时,排除冲突规则对案件的适用,发挥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矫正功能。替代条款是法律选择的灵活性超越确定性的明证,是＂方法＂对＂规则＂的融合和革新,是英美法的自由裁量主义和大陆法的严格规则主义的较量。替代条款的盛行同样诠释了法的正义价值和安全价值之间博弈发展的古老命题,彰显了法律现实主义在冲突法领域的一度勃兴和鼎盛。《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合同领域没有采用我国已有立法和各国立法中的替代条款,实为一大憾事。     

中新建交30年的回顾与展望

2020年是中新建交30周年,30年来,中新关系在政治、经济、人文、安全等领域发展迅猛;频繁的高层互访、密切的经贸合作、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以及务实的军事合作,都彰显出双方关系的先进性与引领性。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与时俱进、效益优先,文明互鉴成为中新交往的宝贵经验和财富。中新在交往过程中讲究循序渐进、求同存异,充分尊重对方的发展模式,充分照顾对方的舒适度,成功地达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政府间合作项目。毋庸讳言,30年来,中新关系也偶有嫌隙,但整体向好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事件。突如其来的疫情既是严峻的考验,也为中新双方的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在后疫情时代,双方在医疗卫生、社会治理、数字经济、金融法律、第三方市场等领域的合作将大有作为。中新两国应当充分发挥"快捷通道"的作用,继续深化跨境电子商务、数字城市建设方面的合作,致力于将新加坡打造成"一带一路"的超级中转站。     

Responding to Severe Parent–Child Rejection Cases Without a Parentectomy: A Blended Sequential Intervention Model and the Role of the Courts

There have been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at have expand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s of parent–child contact problems post‐separation, which have resulted in some changes in judicial processes to respond to these cases. One significant advancement is a more sophisticate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nature and severity of contact problems, which better assists legal and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to provide more suitable legal and clinical interventions. However, the issue of innovative court processes has received limited attention. The authors describe a subgroup of families within the “severe” category, for whom an expanded intervention model, referred to as a Blended Sequential Intervention is proposed. This approach involves a reversal of care with court mandated therapeutic support for the rejected parent and child, but also involves the favored parent in the therapeutic plan from the outset, and is intended to avoid a permanent “parentectomy” of the child from either parent. The authors discuss how the courts should respond to these cases, and posit that until all therapeutic treatments are exhausted, interim orders should be preferred to final determinations, and judges should maintain oversight. The authors discuss the critical role of judicial leadership in working with lawyers and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to manage and address the issues in these high conflict cases.     

多重三边关系影响下的中亚地区

作者通过总结和分析中亚的态势,提出在中亚存在的多重三边关系.首先,作为中亚区域的核心三角关系:例如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中亚国家、俄罗斯、中国三边关系; 其次,跨欧亚区域的三边关系,包括俄罗斯、欧洲、中亚国家,其中包含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家; 第三,全球层面的三边关系,例如:俄罗斯、美国、中国的关系,俄罗斯、欧洲、美国的关系.从长远来看,中亚地区内部的多元化以及外部的多样化共同深刻地影响这个区域的发展.作为中亚外部环境的基本形式,三边关系应以尊重国家基本安全利益为目标,并考虑在不可避免的合作与竞争的外部行为过程中采用共同的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