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异化与腐败

我国社会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官本位”和“金本位”并存,公共权力异化导致严重的腐败。腐败模式从“权力主导型”向“金钱主导型”过渡,威胁着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权力异化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与现实根源,我们要从源头上防止和消除权力腐败。     

犯罪现场勘查工作的几点新要求

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 ,对执法的程序要求越来越高 ,特别是庭审方式的改革 ,对现场勘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此 ,必须改革目前的现场勘查方法 ,提高现场勘查水平 ,以适应新的要求。     

分界·分层·分流·分类——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转型的基本思路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和总体方向仍然应当是司法现代化和司法专业化,完成从“前现代”向“现代化”的转型。然而,这种转型不是采取任何单一的价值取向或矫枉过正措施,而是要以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程度为标志实现社会进化,通过精密的分流装置,体现权限分界、职能分层、案件分流、程序分类的基本思路,从而在价值冲突中系统地重构我国现代化的民事诉讼程序。     

试论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的设定原则

随着程序权利观念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对行政程序越来越重视,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上的权利,已成为现代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法学理论对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的研究颇多,但由于程序性权利内容广泛并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所以笔者认为明确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的设定原则最为关键。文章从行政相对人的性质、地位着手,提出了信息交流畅通原则、操作简易性原则、事前保护为主和事后保护为辅的原则、保护基本权利的原则等设定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应遵循的原则。     

辩诉交易程序中的被害人问题研究——以英、美为中心

在国内学界激烈争论的辩诉交易程序之中,被害人的权利缺失与权利保障是一个尚未被触及的领域,而这一问题正是已经在立法上采纳了辩诉交易的国家围绕着该制度的存废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本文在考察了英美两国辩诉交易中被害人地位以及权利的问题之后,从确立被害人权利的合理界限的角度提出了构建符合诉讼各方利益的我国新型辩诉交易制度框架的设想。     

中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基本理念

证据制度是一国诉讼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目前证据立法过于粗疏 ,可操作性不强 ,远远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合理地重构证据制度 ,应当对传统证据理论进行全面检视 ,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现代刑事证据制度藉以立足的基本理念 ,惟此方能实现理性立法。     

儿童对警察权威认知的研究

实验表明儿童对警察的权威身份具有很高的认知程度,警察的权威身份会对被询问儿童产生不利影响。询问中儿童法定代理人在场,法定代理人的衩威可以对警察的权威起到制约作用,从而提高询问结果的准确性。     

地方政权制度设计与地方自治

社会主义制度鼓励人民直接参与公共管理 ,这本身包含着地方应当具有某种相对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权力 ,但我国的政权设计更多的是一种高度的中央集权的模式。高度的中央集权并不能从根本上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而且有悖于民主化与全球化的浪潮。因此 ,应当摒弃高度中央集权模式 ,着手建立地方自治的制度     

清末民事诉讼法的演进

八国联军侵华后,统治阶层意识到以旧有方式延续其统治成为不可能,遂推动例律的修订。此外,西方国家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一方面维护了本国国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华人了解到文明国家的先进诉讼法制。英美日三国与清政府约定以修律换取其领事裁判权的废除,成为修律的直接动机。沈家本等修律大臣先后奏进《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两份草案各有特色,其中《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尤其特别,兼具英美国家的诉讼特点,而《民事诉讼律草案》则具有浓厚的日本民事诉讼法色彩。     

Procedural justice,obligation to obey,and cooperation with police in a sample of Jamaican citizens

ABSTRACT

Procedural justice theory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understanding police–citizen relationships. To test the universality of procedural justice theory, researchers have tended to assess the relative impacts of normative and instrumental models of policing in different geopolitical contexts. Building on Reisig and Lloyd’s study in Jamaica, we test in the current study the relative impacts of procedural justice (a normative factor) and police effectiveness and risk of sanctioning (instrumental factors) on Jamaicans’ obligation to obey the police and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with police. We found that procedural justice predicted both obligation to obey and cooperation, although obligation did not predict cooperation. And while effectiveness predicted obligation, it was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cooperation. Lastly, older citizens were more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police. The study’s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