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检察文书的转型与司法现代化——基于司法档案的考察

清末以降的检察制度整体而言处在不断变革和进步之中,其文书的变化尤为明显,作为官方记录反映出司法现代化的进程。在检察制度建立之初,中国传统司法审判中最重要文书之一的批词被适用为主要的检察文书以为过渡,相应的起诉文书也初现雏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批词转变为近代化的规范文本,起诉书、上诉书现代化成型,其格式、内容也不断适应中央层面的现代化的改革需求,在短短二三十年间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然而形式上的检察文书快速转型与实际检察运作不一致的现象也凸显出近代中国在司法现代化过程中的根本性矛盾。     

变更罪名实证研究

以最高法院示范性案例中的全部变更罪名案例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几对实然关系。变更罪名未必都有失公正也不必然体现实体公正,择轻变更未必都有利于被告,合法的变更未必是合理的变更,变更罪名给法律适用带来的不确定性根植于现行法律和法理之中。对其进行法律解释学和犯罪定义学分析,将有助于对变更罪名现象的解读和限制。     

对行政违法失职行为的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应从解决公民控告申诉检举问题入手,对行政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促进依法行政,从根本上解决信访难题,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时形成检察机关对司法、行政执法活动监督的格局,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体系.     

Responding to my interlocutors: a subject in the making...

In this response to Ronnie Lippens’ and Erik Claes’ critiques of a paper entitled ‘The Lore of Criminal accusation,’ Pavlich notes the ways in which his work might be compared to, yet differentiated from, abolitionist approaches to crime. Working through Lippens’ comments, he notes a possible way to understand the analysis and politics of crime (through accusation). Pavlich challenges Claes’ optimistic hypostatization of ‘criminal law’, idiosyncratic understandings of deconstruction and refocuses attention on the centrality of accusation to creating criminal subjects.     

唐代奴仆告主现象考论

唐代传世文献关于告主奴仆具体身份之描述扑朔迷离,且多有彰显奴仆＂家人＂身份之旨趣。告主家奴、家僮、役人、从人等称谓互通的特殊现象,是唐代家庭结构深刻变化与贱民地位相对提高的真实反映,而这种变化在法律制度层面之重要表达路径,即为奴仆容隐其主原则的确立。     

论罪名定义

罪名定义是揭示罪名概念内涵即犯罪本质特征或主要特征的逻辑方法。我国刑法中罪名定义有三个特点。制定罪名定义的方法是属加种差定义方法。罪名定义是犯罪构成要件的综合,共有六大类型。制定罪名定义时我们应避免犯三种逻辑错误。     

从“分体”到“分层”：中国特色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历史嬗变与时代跨越

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与治理结构的构建，是“中国式”腐败治理理念、智慧、资源与立法技术的结晶。中国特色罪名体系的发展，始终围绕扩张犯罪主体类型而展开，形成了“分体式”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对行为类型的重新识别、拓展以及规制对象的有效性等问题。在“分体式”罪名体系中，贿赂犯罪的治理结构以对价关系为基础设定罪名结构；以结果本位为基础设定评价基准；以差异化治理策略为基础设定配刑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对罪名体系建设原理的代际更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在体系建构基础上，应当实现由单一“分体式”立法向“分体+分层”立法的转型，引入行为类型的立法导向；在要件设定基础上，实现从以对价关系为中心向以公权伦理为基础转向的完善；在犯罪治理结构上，实现从“差异式”治理走向“全链条式”“同一性”治理的更新。     

渎职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问题探讨

在司法实践中,渎职犯罪的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问题是个难点。文章从对渎职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基础性关系的形式分析入手,综合评析了渎职罪、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等刑法疑难问题错综交叉语境下罪名确定的正反观点,并对相关问题的刑法适用操作原则和具体认定进行了探讨。     

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分析

民事公益诉讼所保护的公共利益与刑事公诉中检察机关保护的国家利益是不同的,并且检察机关不能很好地兼顾个人利益,因此检察机关不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这并不代表检察机关无所作为。基于既判力扩张所造成的利益扩散,民事公益诉讼迫切需要检察机关进入。同时"放射状"诉讼结构之下复杂利益格局更是需要检察机关做好检察监督,而立法上关于检察监督的规定过于概括,需要予以细化。     

清末检察官回避制度探究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颁行《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正式确立了检察制度。为了保证检察厅能公正执法,清政府于宣统二年（1910年）颁行《法官分发章程》,制定了检察官任职地域回避制度,不再坚持本省本管籍回避之旧制。尽管《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未能以法律的形式正式颁行,但其规定了较为完备的诉讼履职过程中的检察官回避制度,比较科学地设置了检察官回避的法定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