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典型服饰羊皮褂的社会文化价值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性和审美情趣,从中可看出一个民族的性格和一定的历史内涵及文化源流。彝族羊皮褂同彝族一样起源于古代氐羌族群,由于羊皮褂在彝族所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它伴随着彝族社会历史发展一直存留至今,成为彝族历史的缩影。     

一个女性文本中的"男孩"形象--对《可以吃的女人》的另一种解读

在《可以吃的女人》中,作为“男孩”而非“男人”形象出现的邓肯,是男权社会的边缘人和失败者。作者注重男性整体概念之下的个体差异,通过女主角的视角揭示了邓肯的独特性,以及他对于女性解放、建立新的男女关系的积极意义,避免了通过将所有男性树立为敌人而得到女性解放的陷阱。     

遮蔽与敞亮的心灵画幅——伊蕾诗歌现象批评

伊蕾是当代文学史上诗歌新生代时期的一位独特的女诗人,她的作品是一个时代的心灵缩影,其诗歌意识及艺术表现形式都值得人们予以应有的关注.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彝族教育经典《玛牧特依》

彝族著名教育经典《玛牧特依》,蕴涵着丰富的道德教育智慧,基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运用社会治理理论,从《玛牧特依》的凝聚力、向心力、约束力、吸引力和影响力五个维度切入,挖掘出《玛牧特依》的五个核心思想,即教育、廉耻、礼仪、仁善、慎独。其中,教育是《玛牧特依》的主旨和出发点,廉耻是《玛牧特依》的精髓和道德底线,礼仪是《玛牧特依》的大德和最高法律准则,仁善是《玛牧特依》的核心和道德宗旨,慎独是《玛牧特依》的落脚点和最高道德境界。《玛牧特依》在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为彝区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应该凝聚《玛牧特依》文化力量,协同发展,多元共治。     

光复初期国民政府对台北帝国大学接收及改制的困境——以罗宗洛、陈仪之争为中心的考察

台湾光复初期，陈仪受国民政府之命全面负责台湾接收事宜。与此同时，罗宗洛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前往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这种“多头政治”的领导体制必然会导致种种矛盾，而陈仪与罗宗洛办学理念的迥异扩大了这种矛盾，使得双方在台大人事、教务与经费等重要事项上争斗激烈。面对压力和困境，罗宗洛无力化解，被迫离台，台大遂而落人陈仪之掌控。     

论《唐律疏议》中的自首制度

《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其结构之严谨、内容之完备,影响及于古今中外。唐律中出现的自首制度的规定,深刻、系统和广泛地反映了中国封建刑法的立法精神和立法技术。唐律中对自首的规定,尽管带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对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的,值得今天的法律史学者去分析和研究,以吸取其中有益的内容为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以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罪与罚”主题价值内涵的变迁

“罪与罚”是欧洲学史的一个重要母题,作为欧洲学两大源头的希腊学和希伯莱学在表现这个母题时体现出鲜明的化差异性：希腊学中我们看到的是对“我在”的求证,而在希望伯莱学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他在”的求证。中世纪“罪与罚”作为一种宗教理念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理性的、有节制的生活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选择。陀斯妥也夫斯基则通过对罪的虚化、弱化,强调对罚的自觉担当,强调人面对不合理的外部世界的一种自主选择。至此,罪与罚主题完成了一个循环,由哲学命题回归为哲学命题。     

男越女界：论晚明两部同性恋小说集的性别意义

《弁而钗》与《宜春香质》作为明清书写男性同性情欲的代表性作品,其书写特色呈现出鲜明的性别越界的色彩.在男男同性情欲的语境中,这种性别越界通过以情摄欲来建立叙述的基础,在营造出情欲越轨的幻想空间的同时,也再度巩固了传统的性别规范与社会等级秩序,呈现出古代同性情欲书写的复杂性.     

论“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确立的国际犯罪,为打击这种具有广泛危害性的商业腐败犯罪,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从国外相关的立法经验和《公约》相关规定来看,本罪在立法上还有很多不足和应当完善之处。     

陈仪与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重建

陈仪从在重庆主持台湾调查委员会工作开始,一直到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期间,都十分重视台湾光复后的文化重建。他提倡“心理建设”和“文化建设”,重视国语、国文的推广和普及,尤其注重学校的文史教育;同时,他还很重视对民众的宣传和宣导,重视公教人员的培训,以及学校教材和社会读物的编译等工作,努力消除日本殖民文化在台湾的影响。可是,学术界对陈仪主持下的文化重建工作却有一些截然不同的评价,针对这些评价,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