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霸权经济到国际经济机制——全球化背景下超国家干预经济模式的理性选择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面临超国家干预经济的客观现实。超国家干预经济有霸权干预经济和国际经济机制干预两种模式。前者是传统的超国家干预模式,曾经促进过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发展,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存在诸多弊端,如今已不符合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抛弃;后者作为新的超国家干预经济手段,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已被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同和接纳,理应作为未来超国家干预经济的模式。但国际经济机制干预模式仍存在诸多缺陷,应当完善其多元化设计,并推进其实现从自由化到社会化的转型,最终建立和谐世界经济环境。     

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研究

妨害公务罪是为了确保国家公务的正常执行而设立的,其犯罪对象在以下方面应予以明确:(1)在共产党政协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为本罪的对象;(2)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友不应成为本罪对象;(3)受托从事公务的人应予以保护;(4)凡是对从事公务行为的村(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施妨害的,符合法定条件的都应按妨害公务罪处理。     

司法权对商事仲裁的干预及其限度

商事仲裁的自治性和其价值功能决定了国家司法权力干预的必要性和限度.国家司法权力的干预因仲裁自身的缺陷和司法权对秩序和公正的价值确立而获得正当性.司法权对仲裁的干预存在着三个阶段、二个层面和三项内容的维度.     

论宪法基本权利与刑事诉讼

宪法基本权利具有根本性、普适性、强制性等特征。刑事诉讼法是国家刑罚权具体化、现实化而形之于诉讼程序的法律规范。为了实现正义的理想、安定的目标,为了大众的利益,为了实现刑罚,追究犯罪过程中很可能忽视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国家与个人的利益只有在刑事诉讼上才有如此尖锐的冲突。国家为确认刑罚权实行追诉与审判的职权活动,决定了刑事诉讼对宪法基本权利的公法限制属性。为防止这种限制的过度与失衡给公民权益造成侵害,刑事诉讼中必须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及比例原则,以加强对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的保障运作和个人防御权的行使。     

浅析青少年自杀心理因素及其危机干预

由于青少年自杀的比例呈不断上升趋势,有必要将"危机干预"的理念和机制引入我们的生活,在分析青少年自杀心理几大来源的基础上,提出对青少年进行自杀的危机干预的对策,即建立自杀危机干预中心,为有自杀倾向的人提前提供有效的心理治疗,建立个人的社会支持系统,呼唤更多的人文支持和关爱,提高青少年的心理素质,增强珍爱生命意识.     

国家干预的制度创新:第三部门——兼论第三部门与政府干预的维度

经济与社会治理应突破市场与国家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构造由市场、社会和国家共同参与的三维治理方案。为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谋求国际竞争优势,各国政府的治道变革方兴未艾,其中第三部门承担干预职能是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选择。     

论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

妨害公务罪的本质在于对国家权力的反抗.但其犯罪对象并非妨害公务的行为,而是行为所直接作用的人或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对妨害公务犯罪对象的规定也不尽相同.该罪的犯罪对象应该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以及保障上述人员执行公务的物品,并且应以宪法规定为依据,充分考虑我国特殊国情,坚持司法统一原则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Political interference and regulatory resilience in Brazil

Governments face a fundamental tradeoff between regulatory independence and control. Attempts of interference have the effect of reducing the system's level of commitment and credi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an administration runs the risk that the autonomy delegated to regulators might be used to pursue outcomes that may harm their interests. This tradeoff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when there is an alternation of power with the arrival of a new political elite with different preferences. This paper uses data from a 2016 survey on regulatory governance applied to Brazilian regulatory agencies. This data is compared to a similar survey performed in 2005. The new survey results turn out to be surprisingly similar to those of a decade earlier, suggesting strong resilience of regulatory agencies despite significant attempts at political interference by powerful presidents. The factors explaining the resilience of regulatory governance in Brazil lie in its broader institutional endowment, which moderates the effects of executive interference.     

新世纪中国行政法与行政法学发展分析——放权、分权和收权、集权的立法政策学视角

现代国家的行政以实现人民福祉或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其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行政介入的过程必须体现为对公共利益或者人民福祉的追求,体现为对市民、市场的补充性,体现为对诸多主体、诸多价值和诸多利益的均衡性。对于新世纪中国行政法制建设和行政法学理论研究来说,架构科学的行政评价的标准和体系,既是迫切的任务,又是远大的课题。如何克服政府介入的消极作用,确保行政进行自我拘束,防止其从宪法所确立的责任体系中分离出去,是各国宪法学和行政法学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依法律行政”本身意味着法律赋予行政以框架和秩序,设定其权限范围,赋予其相应的裁量余地。行政法学不仅要分析行政国家的现状,而且还必须开拓对行政权力规范和制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形成能够作为政府权力运作行动指南的法哲学和法治观念。科学的行政法学原理和理论体系的任务,就是要抑制行政国家的消极作用,同时又要充分利用行政国家中行政权的积极能动作用,建立健全民主主义的参与机制,最大限度地追求公共利益并保护和发展个体利益。     

域外警察介入家庭暴力法律制度架构之探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家庭暴力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为了应对这一跨越国界、人群的全球性问题,西方许多国家全面展开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改革,其中警察介入家庭暴力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制体系。无论在基础理论领域,还是在刑事立法和司法政策方面均有重大的发展与突破。警察有权主动介入家庭暴力,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对施暴者采取限制措施。警察对家庭暴力实施者的逮捕权也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