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盗窃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以盗窃罪司法适用中的几个疑难问题为研究对象 ,对作为盗窃对象的无形物的范围及其认定、盗窃数额中的几种特殊情形以及盗窃过程中损毁公私财物行为的定性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中缅会计准则趋同研究——基于中缅资产减值具体会计准则之比较

随着中国与缅甸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应研究中缅两国会计准则的差异，以促进中缅两国会计趋同，进而带动整个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内成员国之间的会计趋同，推进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进程。本文对中缅资产减值会计准则进行比较。     

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数据仓库的代表性对象选取和构建——以江苏四市为研究点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各个地区之间在自然、地理、历史、社会等很多方面千差万别,由于这种异质性的存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的设计是一项噪音很多的系统工程,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建设绩效指标数据仓库并进行挖掘可以有效解决这种异质性问题。论文首先通过标准比的形式,探讨了如何在我国筛选研究对象问题,然后通过将数据挖掘引入政府绩效评估指标设计研究,并以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作为数据挖掘软件,以江苏四市(苏州、南京、盐城、徐州)作为研究对象,在处理国家统计年鉴、地方统计年鉴、部门统计年鉴、政府及其各部门的工作计划与方案、工作记录等海量信息的基础上建立了四市的数据仓库,为进一步进行指标挖掘打下了基础。     

秦汉户籍制度的管理机制与功能

秦汉户籍制度是中国较早期、比较完整并且比较有效的人口管理制度。尽管带有历史局限性,秦汉户籍制度仍蕴涵了理性化的管理机制,其功能如控制人口并使之内部协调,指挥管理并使之利于政权稳固,重农抑商并使之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保障,决策应变并使之成为实施各项国策的坚强后盾等等,其中的理性因素在现代社会仍有积极意义。     

贪污罪的数额解析

贪污罪的数额对贪污罪的定罪与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对贪污罪数额理解存在诸多争议,对贪污罪的司法实践具有较大影响。本文围绕贪污罪数额的界定、贪污罪数额的内涵、实践中贪污罪数额的认定标准展开探讨,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数额犯中"数额"概念的展开

数额犯的类型化是我国刑法中比较特殊的一种立法现象。数额要件的存在不仅仅是对刑法犯罪概念“但书”的具体化,其实它对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的内部构造以及犯罪的既、未遂形态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发挥了数额要件的“截断”功能。这种数额“截断”功能在数额犯中具有普适性,可以被统称为“数额截断原理”。     

如何对犯罪数额进行累计计算

在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涉及经济、财产、毒品和职务等数额型犯罪中,犯罪数额的计算对定罪量刑具有重要作用。笔者拟就刑法规定的对犯罪数额计算的原则和方法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期有助于刑法立法和司法的完善。     

劳动关系视角下的网约用工纠纷研究

近年来,网络平台与网约工的劳动纠纷开始显现在司法实务中。面对类似纠纷,法院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尽管网约用工打破了过去"单一企业对应单一员工"的劳动关系模式,但根据现行法律,仅凭合作协议难以认定网络平台与网约工存在劳动关系。一方面应当区分网约工与网络平台签订劳动合同、网络平台与其它企业进行合作、网络平台直接与网约工签订合作协议三种形式,另一方面应当在司法实践中对"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受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进行统一规范解释。最后应当在司法经验基础上根据"互联网+"背景下共享经济的特点完善劳动法。     

“互联网 +”时代外卖骑手薪酬探究

外卖骑手撑起整个"宅经济",但却身份不明,雇主不详。专送、外包、众包等模式将原本典型的劳动关系搅混,各用工主体试图回避劳动基准,模糊骑手薪酬,以计件制代替小时工资制,以用户评价主导业绩考核,以罚代管,肆意剥削压榨骑手。骑手薪酬设计弊端重重:劳动关系不明、社会保障缺位、用户评价失灵、企业处罚不当、计件薪酬粗暴。合理的薪酬制度是劳企和谐的基础,是提高劳动就业质量的前提。为改善行业混乱现状,政府应及时介入市场,厘清模糊不清的用工关系,适时出台行业管理标准,规范劳动定额管理,完善薪酬支付体系,保障骑手劳动权益,促进新业态良性发展。     

互联网 + 对中国企业民主管理实践的影响

当前,"互联网+"已经升级为中国国家战略,政府出台政策号召群团组织要拥抱互联网,中华全国总工会积极推动互联网与工会工作例如企业民主管理相融合,互联网正逐渐打破传统企业民主管理政治参与现状,职工由被动参与向主动参与转变,由部分参与向全部参与转变,互联网助推中国企业民主管理回归产业民主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