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立法崇古倾向探微

中国古代立法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崇古意识,从以古制入法、以古礼释法和以古礼品评今法等方式表现出来。崇古倾向具有使立法显示正统性、合理性和权威性等现实功能。崇古倾向的影响体现为礼法融合、以秩序为最高立法价值,从而导致法典体例的保守,民商法等部门法典难以生成以及对外来法律文化的排斥,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这种立法中崇古倾向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烈的崇古意识,其深层根源则在于中国古代的农耕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     

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三)

古希腊罗马的形而上学史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其线索特别的清晰。古希腊罗马哲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开始的一段时间是为形而上学作准备的;然后,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得以正式建立;亚里士多德之后直到罗马哲学,形而上学则处于一个衰亡和解体的过程。     

以文化生命体的观点审视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以云南丽江古城为例

在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文化遗产地,文化不是以独立的形态存在的,每种文化都有其依附的载体。自然生境、历史意境和创造该文化的人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文化生命体,其中文化是其灵魂,人是其创造者,自然生境、历史意境及人是文化的载体。通过不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文化生命体便得以持续发展。     

再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

只有当我们“在概念(所指)还原的层面上”清除“语词翻译表面(能指)的相似性混乱”,将中国文论还原为中国文论,将西方诗学还原为西方诗学,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才有一个“事实性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两者在“概念上”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概念上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是全球化时代形形色色文化殖民要消灭的东西,不过,它正是后现代精神要维护的东西。     

对古代皇宫贵族女性文化教育的考察

中国古代皇宫贵族的文化教育自先秦时代至清末一直断断续续地存在并开展着,且有其相应的规章与体系。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通过这一教育,虽然在皇宫和贵妇中培养了一些女性人才,但由于这一教育只是对极少数女性的教育,也是一种特权式的教育,故而对古代女性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几乎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古代汉语多义词的学习与掌握

词汇是古代汉语学习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而词汇中绝大部分是多义词。具体说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首先应该认识到词义的系统性,掌握多义词各义项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注意词义引申的规律性;抓住本义,是理解引申义和掌握整个词义系统的关键。另外,还要注意语境的必要性。     

中国古代专卖制度与重农抑商政策辨析

在研究中国经济史中的专卖制度与重农抑商政策时,不少学者将两者混为一谈,否定古代在实施专卖制度的同时也推行过重农抑商政策。其实,专卖制度与重农抑商的区别是极为明显的,二者既表现为实施动机上的不同,也表现为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的不同,两项政策长期并行不悖地推行和实施。学术界之所以出现片面的认识,一是忽视了对重农抑商要义的深刻理解,二是将重农抑商政策的内容看得过于宽泛。     

中国传统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

中国传统社会不断变革赋予了中华文明持久生命力。从上古三代至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传统社会经历多次重大变革,并鲜明地表现为四个主要特征:与商品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商品经济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以“民”的演变为基础和发展主线,经历了部族社会、豪民社会、富民社会、市民社会四个变革时代;以“乱”为表象,实质是“变”,是社会秩序的新整合,是走向“和谐”的必然过程;社会的整体变化,包括了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的调整。中国传统社会每一重大变革,都伴随着儒学的复兴和发展。     

第一次数学危机及其哲学分析

毕达哥拉斯关于数的信条及以数为基础的宇宙模型的破产,导致了第一次数学危机。这一危机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推动了数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使古希腊数学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推动了整个科学的发展。在古希腊,数学和哲学是结盟的,哲学使古希腊的数学趋于抽象和真理。正是由于古希腊的哲学背景,使其有可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数学公理系统,并最终导致了近代科学的诞生。     

Chinese warfare and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ystem,CA. 2700 B.C. to 722 B.C.

Ancient East Asia is the second oldest “protobellic area” and pristine stat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in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system, after West Asia (ancient Near East). In a previous study Cioffi‐Revilla and Lai (1995) reported the first findings on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war and politics in ancient China (Legendary, Xia [Hsia], Shang, and Western Zhou [Chou] periods), ca. 2700 B.C to 722 B.C In this paper we make public an expanded data set (N = 104 cases, 12 variables; version 2.0), explaining our sources, measurements, and data quality control procedures. The new data set will permit investigators to test hypotheses about warfare distributions, ethnic and protracted conflicts, time series, periodicity, system dynamics, and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e.g., war‐polarity theories). This new long‐range data set should also promote a new stage in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the universal and particular properties of warfare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both cross‐polity and longitudina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