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道德信仰与儒家伦理思想——纪念毛泽东诞生120周年

＂修身治国＂是儒家学说中底蕴深厚的文化现象,历代儒家都把崇高的道德信仰作为实现人生价值和达到人格完善的重要手段,并建立了比较系统的伦理思想。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毛泽东同志从儒家伦理中撷取了大量的思想资源,结合党的思想建设进行批判、吸收和发扬,形成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主要内容,以＂大公无私＂为价值取向,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基本方法,以＂共产主义先进模范＂为崇高追求的道德信仰理论。     

孔子道德教育思想与当代公民道德建设

孔子重视道德教育，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教育思想。当代公民道德建设，应该营造相互关心、团结互助、讲究制度和规范的良好氛围，应该重视公民行为规范的训练和习惯的养成，要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道德教育模式。     

儒家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重义轻利,但并不否定利,是否重利,要根据＂人＂与＂利＂的具体情况而定,儒家义利观在今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儒家＂利不可去＂的主张,启示我们：要充分肯定人基本的利益需求,而不是相反。儒家＂以义节利＂的做法,启示我们：必须在道德规范的框架内追求利益,而不是唯利是图。儒家＂灭人欲＂的激进主张,启示我们：人类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在相对稀缺的物质资源面前,我们必须懂得节制自己的欲望。     

先秦儒家的治国方略及其现代意义

先秦儒家诸子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治国方案，德主刑辅、礼乐教化、修身克己、为民制产、选贤任能、与民同乐是其中的几个主要方面。从总体上看．儒学是先秦儒家诸子构建和论证其治国方略的哲学基础。透过先秦儒家的治国思想。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从台商投诉看保护台商的合法权益

由于两岸尚未统一,保护台商合法权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频频的台商投诉却提醒我们,目前,此项工作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为此,我们必须以新的思维来对待这项工作。     

商人阶层崛起对法治秩序的影响

现代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商人阶层的促动,同时法治秩序也为商人阶层提供了制度保障,二者相辅相成。商人阶层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孕育之后而爆发,努力地寻求政治上的认同,在制度设计上,导致了包括商事法在内的一系列形式理性法诞生,并成为西方的主导社会规范。其产生之初,仅出于维护商人的利益而予以颁行,但其中的法治精神辐射到了全社会,无意中使法治秩序得以成就。     

清代云南铜矿开发的制度演化及"官治铜政"的特征

清代云南铜矿开发经历了一个由"听民开采"向"官治铜政"制度转变及"放本收铜"经营方式的确立过程。其制度方式的转变,主要是为了适应铜矿开发中对流动资金的客观需求,该制度的确立对云南铜矿开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解读利玛窦“由僧到儒”的身份转换

在中国近30年时间里，作为传教士的利玛窦，为了掩盖传教之目的，竟然一直不敢以“神父”身份自称，而是前十几年以“僧人”自称，后十几年以“儒者”自居。无疑，对于一个公众人物而言，这种身份上的转换不仅需要一种巨大的勇气与魄力，而且还存在稍有不慎就会使自己陷入更为难堪的风险境地。然利玛窦为何在异地竟敢“由僧到儒”进行身份上的转换？其实，对于此举，不仅利玛窦，乃至整个东方耶稣会都是经过缜密思考与反复衡量才决定的。因为，对利玛窦而言，无论是“僧人”，还是“儒者”，都不过是他掩盖自身真实身份的权设而已，并无特大之差别。但两者相较而言，僧人身份不仅没能促进传教事业的发展，反而带来重重困难与障碍，而儒者身份则既可弥补僧者身份上所导致的一些缺陷，而且还可推动上层传教路线的实施，以及化解传教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与挫折。     

区域化整合的文化型经济：中国与东南亚变动关系中的种族和资本因素

本文探究东南亚各国华人在变化的更大区域中所起的作用。本文从文化和经济的理论视角来审慎地评价文化主义的观点,认为不应通过幼稚的文化主义公式化,而是可以通过探究在当代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来获得比较正确的认识。     

调查报告:农村商人之法律意识

全面地了解农村商人之法律意识现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和重要意义。调查发现:18周岁至40周岁之间、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构成了农村商人的主力军;农村商人法律意识感性层面还很不成熟,客观上表现为感知途径的狭窄等,主观上,因文化程度等因素导致认知能力较低;农村商人法律意识理性层面存在缺位问题,一方面,传统信仰相对于法律信仰占据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法的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商人之法律信仰的养成;普法宣传一方面过多的流于形式,另一方面普法宣传方式还有待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