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步云与当代中国法哲学

李步云既是当代中国颇有成就的法理学家和宪法学家 ,又是“新时期”最早“自觉”到“法哲学”的法学家。他是从当代中国法理学和宪法学的“局限性”意识出发 ,而提出其法哲学主张的 ,其法哲学体系是围绕法的唯物论与认识论、法的辩证法与发展观而构筑并加以逻辑展开的 ,是对法理学问题的既深入又超出。为中国法理学研究提供基础、方向和标准 ,是李步云法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所在     

无诉讼即无宪政

宪法之生命在于宪政 ,而宪政之精髓则在于法治 ,惟法治之精神方可葆宪政生命之树长青。宪法诉讼既是宪政法治存在的基本标志 ,也是宪政法治实现的必要条件 ,因此说 ,没有宪法诉讼 ,就没有宪政。     

Reviews

Books reviewed:
Christine Gray,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Phoebe Okowa,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Brian Leiter, Objectivity in Law and Morals
Robert Wintemute and Mads Andenas (eds.), Legal Recognition of Same–Sex Partnerships: A Study of National,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Law
Gillian Douglas, An Introduction to Family Law
Sandra Fredman, Discrimination and Human Rights: The Case of Racism
John Monahan et al, Rethinking Risk Assessment: The MacArthur Study of Mental Disorder and Violence
Jenny Fleming and Ian Holland (eds.), Motivating Ministers to Morality     

现代侦查权力的规制原则与我国侦查程序改革

现代侦查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宪法权力,宪政的基本原理决定了宪法权力是一种受宪法和权利规制的权力。因此,现代法治国家均要求侦查权力依循宪法权力的内在理路而具有规范化、程序化、可救济性等特点。规范化要求强制侦查措施贯彻法定主义和令状主义;程序化追求控辩平等与独立的程序价值,体现为比例原则和辩护原则;可救济性要求侦查权力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得到相应的实体性和程序性制裁。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解析

著作权法合理使用制度具有其正当性。在实践中,应对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作出明确的界定。由于网络时代对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带来了冲击,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应予以完善。     

学术自由:侵权与救济

学术自由侵权与其他侵权行为具有共性,但与一般侵权行为相比,行为的主观方面和行为后果不是认定学术自由侵权的必备要素。从学术自由权成立的正当性出发,有三类限制或禁止学术自由的行为是应予允许的。在现代社会中,按照在实践中得到运用的广泛程度和实际效果,最重要的学术自由权救济机制包括宪法救济、一般诉讼救济以及通过结社进行的自力救济。     

解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析宪法修改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影响

修改后的宪法确立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从修宪的背景、修宪的精神以及立法机关的解释可以解读出 ,该原则强调人权的个体性、非工具性和非功利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具有极强的功利性 ,对权利保障的规定具有浓厚的工具色彩。因此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 ,应当以修宪所确立的人权保障内涵和要求为检视标准 ,重新界定刑事诉讼法的目的 ,确立或修改相关的诉讼原则、制度和规则。     

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分析与反思

一门学科的生命力首先表现在基本范畴与学术规范的确立。宪法学作为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体系,应确立表明其独立学科地位的范畴与学术话语。中国宪法学发展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需要认真反思5 0年来宪法学范畴发展的历史过程,以中国社会的发展为背景,建构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     

监听制度立法研究

监听的广泛应用极大地增强了打击和控制犯罪的力度。监听既侵害公民基本权,又从根本上保障公民基本权的实现。世界各国大都通过立法对监听进行必要的限制,我国在这方面仍处于空白,亟待建立符合现代法治需要的监听制度。     

宪法监督模式差异性的成因分析

人们通常将宪法监督模式在总体上划分为四种典型的类型,即立法机关监督型、司法机关监督型、宪法委员会监督型和宪法法院监督型。不同的国家之所以要选择不同的模式,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原因,如理论基础、法律传统、历史际遇、司法体制等。对宪法监督模式差异性的成因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对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