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认罪案件”办理问题研究——以检察机关为视角

“被告人认罪案件”司法程序作为一项具体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否简化审判程序，简化到何种程度，和我国的历史传统、法律文化、诉讼习惯尤其是现实案多人少的现状有密切联系。这也足以解释为何刑事诉讼中存在简化审理而行政诉讼中却没有类似的制度。因此，我国的“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制度的构建，也应适应我国基层司法的现状，做出灵活、务实的选择。     

“只有被告人供述”案件司法证明的谬误与厘清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之目的,在于改善司法机关依赖口供定罪的现状,从而避免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真正实现保障人权的基本目标。但是实践中不仅存在仅凭口供定罪的情形,还存在通过异化口供形式或者形式化口供补强,以规避第55条约束的现象。异化的口供形式,本质上仍然是“被告人供述”;形式化的口供补强规则,是以“被告人供述”为中心形成虚假印证。考虑到《刑事诉讼法》的根本目标,应当对第55条进行实质解释,既不能通过异化口供来定案,也不能进行形式化口供补强,将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依据。换言之,应当不断降低口供在司法证明中的证明力,积极寻找其他客观性证据,并结合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要求,从而达到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才是《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合理适用。     

论我国民事被告答辩制度的缺陷与改进

我国现有的民事被告答辩制度存在一些缺陷。在修改民事诉讼法、实现民事诉讼现代化的现实语境中,应在尊重历史和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做法,在期限、形式、内容和法律后果四个方面对其进行改进。     

类似被告诉讼地位的第三人诉讼权利义务及其法律责任探析

第三人是行政诉讼制度中一个颇具争议且比较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对第三人的种类进行科学的划分,进而确定他们各自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是摆在行政法学界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通过把行政诉讼第三人与原告、被告的权利义务进行比较,以行政诉讼第三人有无行使或参与行使行政权为标准,把行政诉讼第三人分为类似原告诉讼地位的第三人和类似被告诉讼地位的第三人。在此基础上详细探讨了类似被告诉讼地位的第三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及其法律责任。     

互联网著作权侵权案件管辖问题浅析

互联网著作权案件是网络时代产生的新型侵权案件 ,对传统侵权案件的管辖规则提出了挑战。最高人民法院为此颁布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该《解释》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了管辖问题。该《解释》确立了新的管辖规则 ,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 ,对确立其他类型的互联网侵权案件的管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被告人口供的证明力问题研究

被告人口供是法律规定的一种证据形式,实践中对案件事实具有极强的证明力。我国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完善了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的排除规则。然而,目前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仅能从形式上排除非法口供,非法口供实质上已经通过庭前案卷移送预先进入审判者的视线,并最终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口供的证明力进行研究,分析口供证明力的发生机制,提出阻断非法口供证明力的具体建议。     

非法证据效力研究

非法证据的问题,历来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其中涉及到人权保护、惩罚犯罪的功能能否实现．非法口供无效,但非法物证问题则有价值取向上的不同,是否采取非法物证,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利大于弊的情况下,不可以来信．     

被告财产所在地涉外民事管辖规则的适用问题探讨

我国应顺应国际发展的趋势 ,在充分维护我国当事人利益的基础上 ,对《民事诉讼法》第 2 4 3条规定的被告财产所在地管辖权作出必要的限制 :其一 ,应以是否有利于保障我国法院判决得到有效执行为基本衡量标准 ,对此类管辖规则中“财产”的解释加以适当限定 ;其二 ,我国应把纠纷与我国有一定的联系作为行使此类管辖权的要件 ,但对这一要件的解释不宜过严     

认罪认罚后被告人反悔问题研究

对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反悔的处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文章从认罪认罚后被告人反悔的特征入手,从无正当理由上诉、检察机关抗诉监督职能发挥等方面对认罪认罚后被告人反悔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最后提出认罪认罚后被告人反悔问题的完善路径,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现设立之初的制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