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ing commercial risks in open source software licensing

Legal context: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commercial risk allocation clauses intypical open source licence terms and discusses their enforceabilityand implications. Key points: The enforceability of warranty disclaimers and limitation ofliability clauses in common open source licence terms is questionable,particularly in a cross-border context, and commercial licensorsshould take additional steps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down-streamrisk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pen source software presents a number of unusual commercialissues, because it is available free of charge and the providerstry to disclaim warranties and liabilities. End users and resellershave to adjust their own in- and out-licensing models to accommodatethis situation.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若干新发展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新近发展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总结,特别是确立了以追缴被非法转移的犯罪所得或收益为中心的司法协助新体系,放宽了双重犯罪原则对非强制性司法协助活动的限制作用,全面推广司法协助"中央机关"的联系机制,同时,倡导各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纳远程视频听证和联合调查的取证新方式。这些发展所涉及的一些新规则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旅游业正在迅速崛起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旅游业的特点在于出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同步发展。优越的地理环境为其面向中国、日本和韩国等相邻国家发展入境游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其发展地区旅游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犯罪源头-未成年人犯罪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逐年增多,危害日益严重,且呈现出新的动向与特点.而未成年人犯罪是犯罪的源头,要遏制犯罪,必须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从源头抓起,预防、治理青少年犯罪中的未成年人犯罪.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     

论新形势下大学本科双学位教育的实施策略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需要更多的＂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双学位教育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重要途径。因此对新形势下实施双学位教育的意义、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就新形势下如何实施这种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阐述,对进一步推动双学位教育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影响农民增收的制度因素浅析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当前农村发展的突出矛盾。农民能否增收与国家支持农业的政策和有关制度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政策和制度强烈地影响着农民的经济命运和社会地位。农民增收应改革户籍制度对农民社会地位的隐性限制;农民增收要消除乡村组织制度对农民利益的损益剥夺;农民增收应对的县乡组织制度创新要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理念。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畸轻的危害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 ,对打击犯罪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 ,腐败分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现象却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刑法规定的该罪的量刑幅度畸轻。这不仅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放纵了犯罪 ,而且为执法者徇私枉法开了方便之门。建议立法机构比照贪污、受贿罪的量刑进行修改 ,提高法定刑、增加量刑档次。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的可罚性探讨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有着天然的伴生关系,但并非所有的侦查圈套都属于陷害教唆之情形。按我国教唆犯二重性的通说,陷害教唆行为应具有可罚性,但侦查圈套并不都具有可罚性。犯意诱惑型侦查圈套行为虽然有目的的正当性为支撑,但其手段的非正当性亦不能排除其可罚性;纯正的机会提供型侦查圈套因不符合教唆犯本质特征,不应受到刑罚的非难;不纯正的机会提供型侦查圈套应当作为刑法中正当化事由加以规定。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有着天然的伴生关系 ,按我国教唆犯二重性的通说 ,陷害教唆行为应具有可罚性 ,但并非所有类型的侦查圈套都具有可罚性。应根据不同类型作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