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多维探源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无产阶级对人类共同理想的解读,是生产社会化要求的推导,是对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扬弃,”是共产主义价值目标的“初级”表现。     

政府公共性的理想与现实

理想的政府公共性与现实的政府公共性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理想的政府公共性是纯粹的公共性 ,而现实的政府却具有公共性与自利性二重性 ,且自利性是政府无法克服的必然选择。用公共管理理念改造政府 ,是提高政府公共性程度 ,限制政府自利性扩张的有效举措     

透视"城中村"--我研究"村落终结"的方法

"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现象,村落终结具有与农民终结不同的特殊机制。[1]村落终结不仅仅是非农化和工业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变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问题,而是最终要伴随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在村落研究方法方面,传统村落研究中使用"文本概括法"和"文学概括法"来处理个案调查的访谈资料,当代学者试图提炼出某种村落研究的理想类型或象限图式,但这些方法都存在着局限性。因此,需要另辟蹊径,建立一种关于中国村落终结的具有普遍解释力和更广泛对话能力的理想类型。     

儒家理想人格与当代人的全面发展

儒家的理想人格设计在历史上对我国文明与人的发展曾经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当代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 ,儒家理想人格仍然有其独具的优越性。它所提倡的尚义崇仁、追求至善的价值目标 ,好学深思、通古博今的人才范式 ,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内在品格 ,厚德载物、协和万邦的广阔胸襟 ,都是值得我们现代人继承学习的闪光之处。当然对于其中的价值取向神圣化、片面化、不公化、保守化的糟粕思想及其对当代国民心理的影响也要进行全面的批判与深刻的反思。     

搞好普法教育应努力做到"五个"坚持

研究总结我国的普法教育,对进一步搞好普法教育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着重要意义。普法教育要坚持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进行;要坚持学法和用法、普法和治理相结合;要坚持把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要坚持与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相结合;要坚持着眼于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     

“韦伯命题”之争及其启示

上世纪初,韦伯提出并论证了韦伯命题——中国司法属于非形式主义的卡迪司法。近百年以后,中国大陆就这一命题的真伪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高水准学术论辩。如果正确理解了韦伯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概念——理想类型——及其衍生的卡迪司法的真谛,并运用整体的观念来评价中国司法,则韦伯命题的成立是无可置疑的,否定论者所列举的实证材料,并不是韦伯立论的基点。韦伯命题之争有复杂的时代背景,它的背后涉及法律文化是否存在普适性价值、不同时空中的法律文化是否存在可比性、如何客观认知和理性对待本族法律文化传统、法律现代化是否可欲及其价值取向等重大的法理问题,特别是对形式主义司法的认知与评价这一重大的司法哲学问题。这些与中国司法未来走向息息相关的时代性问题都值得法学界认真对待。     

理想图景与正义问题——《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读后

通过对中国法学自1978年以来26年间的这一个时代的批判,邓正来提出了一种以社会秩序的建构及其正当性为核心问题的中国法律哲学观,其任务是建构一种"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为主题的系列论文,不仅强调了世界结构是这种法律哲学观的历史性条件,还隐含着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必须考虑的三类正义问题.     

中国法学"现代化范式"之关系主义批判——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邓正来教授试图凭借"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经由关系主义视角来探究和处理"应然"与"实然"、中国与西方、中华民族与世界结构的关系.然而,将关系主义批判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法律哲学批判和建构这一研究对象上来的时候,邓正来可能会夸大一些问题,甚至可能遮蔽一些问题.我们必须在开放和厘清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建构21世纪的中国法律哲学.     

弘扬延安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是激励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精神力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论理想人格与学校教育的关系

理想人格是一种无法具体描述和实现的假设,在学校教育中不可具体化、不具可操作性。因此,学校教育应该把理想人格视为终极目标,而不是直接目标,否则将会给学校教育带来灾难性破坏。学校教育真正目的被挤兑;学校组织界限被模糊化;学校教育效率降低等。所以,学校教育应该与理想人格保持距离。学校人格教育过程中影响因素复杂,致使学校人格教育与学生人格发展结果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所有以理想人格为标准的对学生和学校教育的评价都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