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的立法解读及其适用

本文以利益衡量原则为指导来分析《许可法》第57条,试图达到以下三项目的:第一,以学界的共识—第12条第1项属于无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第12条第2项属于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为前提,通过探讨”行为许可概念的性质来重新界定“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概念的法律内涵,指出“行为许可的有数量限制性”不必然导致“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第二,以法律概念体系的逻辑一致性要求为检验标准,以新的“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概念为分析工具来探讨第57条的适用事项范围,并解决相应的逻辑矛盾。最后,以前述的分析为理论背景,为第57条的法律适用提出建议。     

浅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法律地位

公司在注销其法人格之前必须进行清算,以了结公司存续期间的法律关系。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只是导致其强制解散,使公司由业务经营转为清算。在公司办理注销登记之前,其人格依然存续,并以其名义参与诉讼。承认公司清算中法人格符合股东有限责任和公司财产独立的公司法理论,有利于维护公司、有限公司债权人和股东各自的利益。     

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立法完善思考

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屡禁不止，对公众隐私、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造成了严重侵害。究其原因，现有的法律制裁体系存在漏洞，惩戒力度不足，相关法律之间存在冲突。面对当前愈演愈烈的犯罪形势，有必要重新检视立法的相关规定，完善法律制裁体系。破解这一难题，首先，应当完善刑事制裁，修订《刑法》第283条和284条的相关规定，提升法定刑的幅度，增加罚金刑；其次，应将非法生产、使用和销售间谍专用器材以及非法生产、使用和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行为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畴，同时，还应当探索对可能用于窃听、窃照的专用器材设定行政许可的可行性。     

略论我国的综合执法

我国长期以来构建的是"全能政府",同时又缺乏严密的组织法规范,行政职能部门设置随意,导致了我国现在的行政机构林立却又权责不清、行政执法政出多门却往往执行不力等不正常现象,严重地影响了行政效率,也不利于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于此,我国的<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试图通过设立综合执法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近几年来,我国各地的综合执法机关越来越普遍,文章结合实践,对综合执法的含义、产生、作用、形式等问题及其发展模式试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欧盟竞争法对知识产权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之规制--从欧洲法院的视角解析《欧共体条约》第82条

复制生产权是知识产权人独占性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权利人拒绝向第三方授予许可的行为本身并不当然构成《欧共体条约》第82条(以下简称ECT82)意义上之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但是,这并不排除某些特殊情况下滥用行为的存在。通过一系列案件的审判,欧洲法院对知识产权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判断总结出了一些标准,一旦符合这些标准,权利人就会被强行要求向市场提供某些产品或服务,尤其是当权利人凭借知识产权垄断了市场“基础设施”的时候,欧盟竞争法就会赋予权利人开放这种“特定门槛”的强制性义务。     

“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及其完善

与先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比,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进的"放管服"改革更加强调权力调整的动态性、整体性、系统性,其对于优化政府职责、转变监管方式、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但此轮"放管服"改革依然沿袭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运动化、政策化思路,并不完全符合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从职权法定、监管工具的动态调整、优化公共服务的基本法则三个方面,"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和合法性风险可以得到更加清晰的呈现。要提升"放管服"改革的法治品性,需要以《行政许可法》的有效实施为核心,通过设立专门的社会化的"放管服"改革委员会、激活行政许可评价制度、引入更广泛的专家和社会参与、完善试验改革的授权制度、优化规制工具分析评价制度几个方面来实现。     

不争执条款的反垄断法分析

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的不争执条款既有阻碍竞争的消极影响,也有其积极的一面。美国、日本、欧盟在认定不争执条款的效力时采用了基本相同的方法,即一般指导原则下的个案分析。它们运用一套以反垄断法为基础的具体规则,将宏观经济背景、技术发展水平、市场结构状态、权利质疑成本等因素类型化、具体化,主要依合理原则进行考量,协调知识产权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变化。我国应当甄别性地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不断完善不争执条款的立法和执法。     

环境行政许可的八个立法原则

在现代社会,许可证制度是防范环境风险最主要的法律制度。目前,学界对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法律保留原则、便民效率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公开公平原则等)探讨甚多,而对环境行政许可具有自身特色的立法原则探讨较少。环境行政许可具有风险品性、科技背景、利益权衡、代际平衡、国际关联等五个特征,因此,环境行政许可的立法,除了须遵循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外,还须遵循预防、谨慎行事、合理开发利用、污染者负担、科技促进、公众参与、协同合作、国家环境资源主权与不损害国外环境等八个立法原则。这八个原则对具体制度的建构均有明确的要求,并在特定情况下使许可举证责任发生转移。     

知识产权法律中责令停止侵权罚则的探讨

以武汉晶源诉日本富士化工、华阳电业一案为例,在分析我国法律法规和国际条约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探讨法院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支持权利人关于“责令停止侵权行为”的诉求.通过比较公共利益强制许可与法官做出继续执行判决的起因、二者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等,探讨了以公共利益为由责令不停止侵权与公共利益强制许可的区别与联系.根据对武汉晶源案的分析,提出了完善和修改专利法相关规定的几点思考.     

信赖保护原则的法理分析及其制度重构

信赖保护原则是公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该原则对西方国家行政法的发展影响深远。自我国《行政许可法》首次以条文的形式明确信赖保护原则的相关内容以来，该原则在促进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关于信赖保护规定的一些不足之处也日益显现，因此有必要对该制度进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