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治语境中的民愤与审判——在刑事法学与社会心理学的边缘处思考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民愤与审判之间一直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紧张关系。民愤的发生发展有其独特的心理机制,而两面性则是其固有的基本属性。因此它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刑罚的道德目的和实用目的甚至对整个刑事法治的影响都是利弊同存的,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民愤在审判中的作用都是不足取的。理性的态度应当是审慎地进行制度上的设计与完善,以让民愤扬长避短,帮助实现审判的公正。     

创设海关法院：现实与可能

为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 ,我国应建立与对外贸易相协调的专门海关法院。借鉴美国海关法院制度的经验 ,创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中国海关法院制度 ,对扩大改革开放、促进国际贸易意义重大。     

恢复性司法的困境及其超越

恢复性司法是一个最热门却又最不成熟的话题。目前恢复性司法已经成为西方刑事法学界的一大“显学”,在数十个国家的立法和实践中获得采信,并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建立在刑事实证学派的目的刑思想、犯罪被害人学理论、犯罪标签理论和相对报应主义刑罚观基础上的恢复性司法,在自身定位、理念、功能甚至制度设计上都存在着诸多的困境与挑战,需要重新梳理和整合,从而探索出超越恢复性司法固有缺陷的改革路径,以适应构建和谐社会之法治精神的理性诉求而不断革新和完善。     

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Automated Negotiators

Innovation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enabling a new class of applications that can negotiate with people through chat or spoken language. Developed in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behavioral science research, these algorithms can detect, mimic, and leverage human psychology, enabling them to undertake such functions as the detection of common mistakes made by novice negotiators. These algorithms can simulate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that shape human negotiations and make use of these models to influence negotiated outcomes. This article reviews some of the scientific advances enabling this technology and discusses how it is being used to advance negotiation research, teaching, and practice.     

以人为本，司法为民——民事司法理念更新及制度变革简论

司法理念是基于对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及运作历经长期认识而形成于人的头脑中的价值判断。理念的更新对于司法改革和改革后的司法都至关重要 ,科学的理念是制度变革的前奏和先导 ,而滞后的理念则可能成为良好制度运作的障碍。我国要实现民事司法的科学化、宪法化和国际化 ,必须革新传统司法理念 ,抛弃以往把程序当作工具、将人作为诉讼客体的传统做法 ,以人为立足点并根据现行环境需求来重构适应我们需要的理念家族。“以人为本 ,司法为民”是现代民事司法的核心内容 ,人性化民事司法应体现人的正义、自由、效益、安定等基本程序价值需求。     

论刑事诉讼中的同案犯证言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提供证言的同案犯具有特殊地位。在刑事侦查工作中,同案犯证言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也引发了一系列证据法和程序法问题。同案犯证言具有潜在的不可靠性,可通过健全证据开示制度及法官审查制度等措施保证该证据的正确适用。     

判例:一种法律解释的方法--兼论我国国际私法判例制度的构建

判例法和成文法分别是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主要法律渊源.然而,作为一种创制法律、解释法律的技术方法而言,判例法与成文法并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来自法官个案司法经验总结的判例法,由于其独特的直观性、灵活性,可以弥补大陆法系成文法适用与解释之不足.成文法亦是我国的传统,借鉴和移植判例制度,有助于克服我国司法解释中存在的种种缺陷,增强法律适用的确定性、灵活性和公正性.尤其在国际私法领域,立法的严重滞后,使得判例制度的引进和重构成为完善我国国际私法的一个重要路径.     

“韦伯命题”之争及其启示

上世纪初,韦伯提出并论证了韦伯命题——中国司法属于非形式主义的卡迪司法。近百年以后,中国大陆就这一命题的真伪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高水准学术论辩。如果正确理解了韦伯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概念——理想类型——及其衍生的卡迪司法的真谛,并运用整体的观念来评价中国司法,则韦伯命题的成立是无可置疑的,否定论者所列举的实证材料,并不是韦伯立论的基点。韦伯命题之争有复杂的时代背景,它的背后涉及法律文化是否存在普适性价值、不同时空中的法律文化是否存在可比性、如何客观认知和理性对待本族法律文化传统、法律现代化是否可欲及其价值取向等重大的法理问题,特别是对形式主义司法的认知与评价这一重大的司法哲学问题。这些与中国司法未来走向息息相关的时代性问题都值得法学界认真对待。     

基于综合集成研讨厅的应急警务情报研判

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应急警务活动日益频繁。情报研判的准确性在保证应急警务的制胜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现阶段应急警务活动中常用的情报采集与研判方式及其优缺点;在介绍综合集成研讨厅模型的基础上,设计了应急警务导入该方法的思路。最后结合当前应急警务队伍的实际状况,分析了引入综合集成研讨厅方法存在的困难,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对策。     

量刑建议权的面相

量刑建议权是基于回应民众对于刑事审判的量刑标准和量刑活动的明晰要求而产生的,它具有揭开刑事审判量刑活动神秘面纱的面相,是检察权扩张的表现。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促使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关于量刑规范的颁布,致使量刑结果可以明确预期,量刑活动得以公开,发轫于追求量刑结果实体公正的量刑建议权却意外地回归到其追求刑事司法效率的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