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范式的重构

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一直是困扰行政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个难题,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学术界错误地把行政主体资格作为认定行政诉讼被告的条件。事实上,从便于诉讼的角度出发,行政诉讼被告的认定规则完全可以简单化。值此我国《行政诉讼法》修改之际,参照世界各国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制度,重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范式,对于正确发挥行政诉讼的应有功效,理顺行政组织法研究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破产管理人的任职资格

为了保证破产程序的公正、高效进行,各国破产法无不明确规定破产管理人的积极资格与消极资格。我国现行破产法所采用的从政府官员中选任清算组的制度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着明显的弊端,而且在实践中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国应大力提倡从专业人士中选任破产管理人,明定破产管理人的消极资格,肯定破产清算中介机构在破产管理中的主体资格,充分发挥其在破产清算事务中的作用。     

浅析大陆法系民法中的成年人行为能力限制制度

行为能力是自然人以自己独立的行为参加民事法律关系,设定权利、义务的必要条件。然而在实践中,一些成年人由于存在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疾病、障碍,使他们的行为能力产生缺陷,无法正常参加民事活动。为使这部分成年人的合法利益得到有利的法律保障,维护交易活动的安全,大陆法系各国均以行为能力限制制度,对他们参加民事活动进行了制约。     

对鉴定人资格的思考

目前中国的鉴定人体制尚不完善,对鉴定人的管理较为混乱,从事鉴定工作的人员业务水平参差不齐。所以有必要制定详细具体的鉴定人资格审定考核标准,对于鉴定人不仅要规定其法律地位,在诉讼中的权利和义务;还要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和实际工作的操作规程,尽可能对其专业技能水平作出具体细致的规定,并为从事专项鉴定的人员提供合理的健康、安全方面的保护。使我国的鉴定人体制早日健全完善。     

超期羁押28年案件凸现我国人权法制的软肋——关于谢洪武悲剧的法理与制度分析

超期羁押28年的谢洪武案件是我国人权法制实践中一个悲剧性的典型案例,暴露出我国人权保障机制的一系列突出问题,主要是法律理念严重滞后、有关法律制度不健全、价值取向发生偏差;在人权入宪的背景下透视我国人权法制发展问题,应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立足点推进法制转型,特别是推动法律观念革新和人权法制创新,这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论同案被告证人资格及证言证明力

传统观点认为,刑事被告人与案件结果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其不具有证人资格。随着世界范围内证人资格的扩张,刑事被告人与案件的利害关系逐渐与证人资格脱离开来,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可以作为证言使用。当然,同案被告人与案件利害关系的强弱影响到其证言的证明力。具体来说,由于同案共犯之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其口供在一般情况下需要补强;而同案非共犯以及非同案共犯由于与案件不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其口供证明力较强,无需补强即可作为定案依据。     

德国国际私法关于识别的理论和司法实践研究

德国国际私法认为，识别源于对冲突规范所使用之“体系概念”的解释，发生识别冲突的原因在于内、外国实体法存在体系差异，内国实体法体系中存在漏洞，内国实体法和国际私法之间存在体系差异。在识别冲突的解决上，存在法院地说、准据法说和独立识别说等三种主要理论。在德国国际私法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地说占据主导地位，但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也采纳独立识别说，作为法院地说的必要补充。采用独立识别说时，法院一方面要对冲突规范中的体系概念进行广义解释，突破其在内国法律体系中的内涵范围，兼容外国法的相关制度；另一方面要从法律体系、文化背景等方面对外国法制度进行比较法分析，以确定其功能和目的。如果能够确认该外国制度和内国某一体系概念在目的和功能上具有对应性，就可以将该外国制度纳入该概念，从而拓展冲突规范的适用范围，否则就必须发展新的冲突规范加以应对。     

关于我国行政主体的不适格

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中的管理主体.目前行政主体理论将其设定为具有法人结构形态和行政法人能力的组织,但是,行政主体担负组织的结构形态呈多样性,与理论上所设定的行政主体的行政法人结构形态不相吻合,行政主体担负组织的主体能力与行政主体的主体能力在范围上不相一致,最终影响到了行政主体在我国行政法体系内容框架下主体能力的实现.行政主体理论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贪污、贿赂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对抗侦查心理及对策研究

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通常以拒供、谎供、翻供等方式来对抗对其罪行的侦查、讯问,侥幸、畏罪、矛盾、抗拒等心态是支撑上述诸种对抗方式产生的内在心理基础.犯罪心理学研究表明,检察人员在初查、第一次讯问等关键阶段对犯罪嫌疑人有意设定的心理限制,将带来对此类案件的突破.     

坚持对上对下的统一 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学习“三个代表”思想的体会

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要求我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但是在实践中两者的统一却存在着一些问题 ,其根源在于监督机制、干部管理体制等存在缺陷。要实现对上对下的统一 ,必须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 ,加快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 ,大力加强法制建设 ,加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