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

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而传统理论疏漏了其中的司法内涵,导致税收法定原则出现了作为基本原则却难以直接指导和适用于税收司法的悖论。鉴于税收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亲缘性,发展相对成熟的罪刑法定原则可以为完善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构成提供三点启示。同时,结合税收法定原则的固有内容,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应当在适用范畴上向司法原则扩围,价值层次上向实质正义升华,法定程度上向相对法定适当松动。据此,三路并进,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内涵得以全面、系统的补漏。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内涵的完善将有助于打破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理论困局,助推“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法治图景的实现。     

我国刑法中轻罪与重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中轻罪与重罪的划分,仅指轻罪行与重罪行的划分。在学术界关于区分轻罪和重罪的四种观点中,以一定法定刑为标准认定罪行的轻重具有充分的依据。认定轻罪和重罪法定刑的分界线当以有期徒刑3年为限,即凡法定最低刑为3年或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行都是重罪,反之便是轻罪。我国刑法存在若干轻罪与重罪界限不明的条文,需调整其罪刑关系。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只存在于重罪之中。     

以中美制度分析为基础论中国公司资本制度模式选择

美国为授权资本制的典型国家,中国实行法定资本制有其特殊的背景。以中美制度分析为基础看公司资本制度模式选择,中国应采取折衷授权资本制。     

论约定优于法定原则

约定优于法定是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在消费合同中,这一原则受到了挑战,完全遵守这一原则会形成合法不合理的情况。因此重新审视这一原则,适时地赋予约定优于法定原则新的内容,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文章在探究了约定优于法定原则之后提出在消费合同中应当推行约定有利的原则,以切实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论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地位

正确认识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地位是进行证券投资基金立法和理论研究的基础。笔者在找出我国理论界对证券投资基金性质及法律地位认识分歧的根源之后,简要论述了公司型基金的法律主体地位,并从投资基金的社会主体性和法律主体性两个层次、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两个方面,详细论证了信托型基金的法律地位,指出我国的投资基金立法应从主体角度对信托型基金进行规范,同时希望立法大胆创新,把信托型基金列为与自然人、法人具有平等地位的第三民事主体。     

"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的立法解读及其适用

本文以利益衡量原则为指导来分析《许可法》第57条,试图达到以下三项目的:第一,以学界的共识—第12条第1项属于无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第12条第2项属于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为前提,通过探讨”行为许可概念的性质来重新界定“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概念的法律内涵,指出“行为许可的有数量限制性”不必然导致“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第二,以法律概念体系的逻辑一致性要求为检验标准,以新的“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概念为分析工具来探讨第57条的适用事项范围,并解决相应的逻辑矛盾。最后,以前述的分析为理论背景,为第57条的法律适用提出建议。     

浅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法律地位

公司在注销其法人格之前必须进行清算,以了结公司存续期间的法律关系。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只是导致其强制解散,使公司由业务经营转为清算。在公司办理注销登记之前,其人格依然存续,并以其名义参与诉讼。承认公司清算中法人格符合股东有限责任和公司财产独立的公司法理论,有利于维护公司、有限公司债权人和股东各自的利益。     

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立法完善思考

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屡禁不止，对公众隐私、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造成了严重侵害。究其原因，现有的法律制裁体系存在漏洞，惩戒力度不足，相关法律之间存在冲突。面对当前愈演愈烈的犯罪形势，有必要重新检视立法的相关规定，完善法律制裁体系。破解这一难题，首先，应当完善刑事制裁，修订《刑法》第283条和284条的相关规定，提升法定刑的幅度，增加罚金刑；其次，应将非法生产、使用和销售间谍专用器材以及非法生产、使用和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行为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畴，同时，还应当探索对可能用于窃听、窃照的专用器材设定行政许可的可行性。     

论打击错误之处理原则——具体符合说之提倡

作为处理事实错误是否阻却故意的理论,具体符合说与法定符合说在打击错误的场合,争论最为激烈。无论是处理结论还是故意理念,具体符合说都更为合理。采用具体符合说并不会导致罪刑不均衡,以错误发生时间的不同为标准可以将对象错误与打击错误区分开。     

不争执条款的反垄断法分析

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的不争执条款既有阻碍竞争的消极影响,也有其积极的一面。美国、日本、欧盟在认定不争执条款的效力时采用了基本相同的方法,即一般指导原则下的个案分析。它们运用一套以反垄断法为基础的具体规则,将宏观经济背景、技术发展水平、市场结构状态、权利质疑成本等因素类型化、具体化,主要依合理原则进行考量,协调知识产权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变化。我国应当甄别性地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不断完善不争执条款的立法和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