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反思和重构——康美药业案中独董巨额连带赔偿责任的法律思考

康美药业案是推动我国独董制度变革的里程碑案例。为激活独董功能、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培育独董职业共同体、促进上市公司治理现代化，亟需从立法论、监管论、治理论、控制论、履职论、维权论、裁判论和评价论等八个方面完善独董制度。上市公司“独董”仅指“独立非执行董事”。应在《公司法》及配套法规中构建具有可诉性、可裁性和可执行性的独董规范群。独董是董事会决策参与者、公司合规监督者和专业顾问。但独董并非公司治理承重墙。为缓解独董压力，建议独董与公权力、自律监管权和市场力量协同推进公司治理现代化。应激活股东直接民主治理机制。独立性是独董的核心资产。应将独董选择权回归公众股东。要夯实独董专业性赋能机制。独董聘请的中介服务应前置于独董表决。要重构监管者与独董之间新型亲清监管合作关系，强调独董勤勉义务的特殊性，确立中庸折衷的理性独董履职标准，引入独董责任合理减免机制。对2022年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中独董无过错认定规则的解释要体现独董友好型理念。应建立独董赔偿责任最高限额。健全独董激励机制，推动津贴市场化改革，导入独董责任强制险，推行独董股权激励计划，鼓励独董职业化建设。     

中国民营企业如何走出去?

在加入世贸组织前后的一年中,中国民营企业可谓好戏连台:2001年1月18日,潘广通、潘建清父子控股的浙江天通电子股份公司上市成功,成为中国第一例自然人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随后,马兴田家族控股的康美药业、王文京控股的用友软件、朱保国家族控股的深圳太太药业纷纷上市进行直接融资.     

独立董事的法律义务与责任追究：国际经验与中国方案

康美药业案具有促使独董勤勉尽责的积极意义，但赔偿责任比例和数额等方面存在改进空间。美国独董义务体系比较完备，可分为四大类，现实中独董很少被追责，主要依赖声誉机制进行激励约束。由于国情存在诸多重大差异，我国不宜直接照搬美国经验。2022年的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大幅降低独董民事责任标准的做法值得商榷。一股独大并非我国独董制度的本质缺陷，关键在于完善法律责任体系，其路径不应是限缩独董职责范围，而应优化责任标准，保持适当的责任压力，促使公司选任优秀独董，让其发挥市场信号和公司治理的作用。我国应统筹改革公司法和证券法，健全独董义务体系，适当设定法律责任标准，引入董事责任保险，并以独董从公司所获薪酬总额的5倍作为责任限额，在促使独董勤勉尽责与避免寒蝉效应之间取得平衡。     

我国证券集体诉讼的制度创制与初步实践研究

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集体诉讼制度，首单司法案件“康美药业案”也顺利结案。比较而言，境外证券集团诉讼本质上属于私人执法，尽管它具有一定公共性并在公共执法和私人执法的平衡调整过程中不断优化完善。而我国则在制度构建理念上，注重统筹发挥公和私的力量、主要以公的力量推动私利实现，有机混合了公共执法与私人执法，同时注重借鉴境外证券集团诉讼实践优点并发挥我国资本市场独特优势，呈现出混合式中国特色证券集体诉讼内涵及其特征。从“康美药业案”的执法实践来看，在执行定位、选案标准、案件重大疑难复杂问题处理等过程中，都充分体现了公共性特征，通过公共执法的私人化充分保护了投资者合法权益，避免了境外证券集团诉讼滥诉、律师费用暴增等弊端，体现了中国方案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