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区别于西方演进性现代化,以"苏州探索"为代表的中国地方现代化总体上是一种中道建构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即通过理性设计与制度安排,以温和、兼容、务实和协调的方式,达成区域现代化的整体变迁与均衡发展。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该模式尊重特定的政治社会生态,依托自上而下的现代国家构建追赶型现代化战略、复杂叠加的治理结构转型,较为合理地解决了"秩序—效率"、"中心—外围"以及"做成—生成"等问题。从运筹学的视野讲,这一模式通过目标设置、权威驱动、资源整合、策略选择以及实施路径等环节的运营,较好地调谐了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存在的效率与公平张力等"现代性病灶",对于后现代性的部分问题也有所触碰。因此,就发生逻辑与运行机理上看,"苏州探索"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政治与效率经济兼容的治理模式,呈现出强大的发展性、容纳度与整合力,体现了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和苏州特点的内在统一,具有宝贵的实践开拓价值和理论反思意义。然而,从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治理结构分化、功能专门化、权力理性化和文化世俗化的诸层面看,该模式仍有待于进一步地探索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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