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主义视角下中美新冠肺炎疫情治理模式差异的深层根源——兼论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意义

烈性疫情因其跳跃式传播以及对人类生命和社会根基的破坏,需要"总体性治理模式"来应对。新自由主义国家因其强调个人主义、大社会小政府,社会生产及医疗资源为金融资本所支配,中产阶级贫困化,国家衰弱,导致其只能选择新冠肺炎疫情的"有限性治理模式":弱强制性的易感人群保护、由患者支付能力决定的医治机会、有限而单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国际义务的回避策略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的性质、经济结构、价值导向等,决定了我国应对疫情的"总体性治理模式":全覆盖的易感人群保护、应治尽治的免费医疗、有力的后勤保障系统、国际义务的责任担当等。疫情治理模式的区别是政治经济制度区别的表现,疫情治理模式的博弈是政治经济制度博弈的延伸。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路向性价值在于:克服官僚主义,提升先锋队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坚定不移地发展公立医院、公有制经济,发挥公立医院、公有制经济的治理效能;推动网格化、层级化和垂直化管理的结合;实现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舆论场的正向互动;积极应对国际挑战,提高国家治理的国际辐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