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要“到底”——《新的信念》中的女性觉醒及其历史语境

丁玲写于1939年春的《新的信念》既是她奔赴延安后言说革命女性的起点,也是她在延安初期写作的一系列通告报告、战地速写中凸显出来的特具文学性的叙事作品。在同时期的批评中,《新的信念》中老太婆政治性觉醒的发生这一核心情节,或被批评为不够圆润,或被看作有意义的革命浪漫主义,这两种批评其实都指向了老太婆觉醒的突然性,但在笔者看来,丁玲欲表达的这种觉醒并非突然发生,而是有其内在发展逻辑和现实对应性。本文抓住文本中反复出现的说话与在结尾处出现的到底两个关键词进一步理解小说中人物的塑造,结合丁玲之前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经历,以及与其写作同期发生的延安马列学院的学习活动,并联系延安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情境,对《新的信念》进行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