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德国之中国书写的四重蕴涵

19世纪德国的中国书写与想象，其蕴涵较为复杂。作为负面形象的“中国”发酵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普鲁士自由主义思想的兴起，因而它常常被自由主义者引为反抗普鲁士强权的政治与文化隐喻，即一种用以躲避文字审查的文学修辞策略。受此影响，“中国”成为德国普通民众娱乐消遣的虚构素材库；同时，出于19世纪末德国政治与外交的需要，“中国”又曾是德国所期望的远东市场及军事同盟候选国。德国19世纪政治、文学、娱乐、经济与军事领域的中国书写相互关联又彼此影响，德国学者、文人借创造“中国形象”来完成符号化的意指过程，以达到实现自我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