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文章拟以19世纪末期由西方传教士在天津创办的一个天足会为切入点,借助《京津泰晤士报》这份珍贵史料,探讨参与这场反缠足运动的各种群体如何凝聚在"放足"这一宏大话语下,借机言说自己的诉求,并强化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其中,西方男性(包括政治家和传教士)、西方女性以及接受新式教育的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因国籍、教育背景、性别的不同,对缠足和反缠足的理解和宣传存在很多差异。西方男性更多地从宗教的角度,将缠足视为一个空洞的中国习俗;西方女性传教士则将之视为一场女权主义的斗争,立志与男性霸权奋战到底;而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则将缠足视为家国事务,试图掌控对中国女性的主导权。这个短暂存在的天足会,就好像是一个大世界的小缩影,反映着各种权力关系在其中的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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