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1.今天,我们回眸30年前发生的那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需要真正读懂其真实的历史含义.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在西方启蒙时代,"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惟一尺度"[1](P355).就像当年恩格斯说的确立理性法庭一样,实践权威的恢复也意味着理性对盲目信仰的拒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了实践的权威,从而把一切都纳入实践的法庭重新估价,使人们确立起一种批判性地反省态度和姿态.如果说在西方历史上,蒙昧主义是以神学面目出现的,那么中国在极左年代存在的现代蒙昧主义,则是以教条主义面目出现的.对于教条主义来说,实践的至上性无疑是一副真正有效的解毒剂.因此,确立理性的至上地位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任务,而确立实践的至上地位则构成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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