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而治之”还是“自下而上”——再议苏联初期的中亚民族划界

当今中亚的政治版图,主要由20世纪20至30年代苏联的民族划界工作所奠定。关于该事件性质及其历史影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民族划界首先具有满足中亚各民族自决诉求、巩固新社会制度的意义;其次,俄共(布)中央同时有着对中亚边疆居民分而治之的考虑,即以塑造民族共和国的方式强化民族间差异,消解宗教传统和“双泛”思潮的历史影响。本文在综合各国学者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档案研究成果,提出苏联在中亚的民族划界进程可以分为1924-1925 年的初次划界和1929 年、1936年两次调整。初次划界进程主要由中亚本地各族党员干部提议,并通过反复争论,达成中亚南部划界方案。俄共(布)中央在这一阶段并未对划界进程进行积极干预,所谓“分而治之”的意图在初次划界过程中并无显著表现。但1926年以后,苏联对塔吉克、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三个民族自治单位行政隶属和行政级别的变更,则更多体现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意志。2016年末以来,苏联初期民族划界遗留的费尔干纳盆地飞地问题,在乌、吉、塔三国外交关系升温的背景下出现积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