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中的主观公权利

个人信息保护应采用权利模式，引入行政法上的主观公权利。在个人信息保护中引入主观公权利有助于完善权利体系、保障公法救济、提升执法动力，复杂利益平衡将主要交由立法机关负责。信息主体作为相对人时，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和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部分条款可作为保护规范提供从程序法到实体法的保护。信息主体作为第三人时，辨识保护规范的重心从私人利益变为公共利益。既保护私人利益也保护公共利益的条文证成主观公权利，而仅保护私人利益的条文证成私权利。这样一来，既可明确公法介入与私法自治的边界，也可避免有关司法解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6、67条相结合可能导致的公法介入泛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