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 代理制作为对外贸易实践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实现工贸结合、优势互补、生产资源高效运转不可缺少的手段，因而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纳。自80年代起，我国开始改变以收购制为主的进出口贸易状况，将“推行外贸代理制”作为外贸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在1984年9月国务院批准外经贸部颁发的《关于外贸体制改革意见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先在进口方面推行外贸代理制，其意图是“使生产企业与外贸企业之间的购销关系变为委托代理关系，把工贸双方的利益捆在一起，提高经营和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1988年，外贸体制改革的方向明确为“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外贸代理制，联合对外。”1992年7月，国务院颁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第12条规定，企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行选择外贸代理企业从事进出口业务，并有权参与同外商的谈判。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上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将推行外贸代理制作为外贸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总书记提出“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完善代理制，扩大企业外贸经营权，形成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然而，尽管推行外贸代理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在实践中外贸代理的发展极其缓慢，收效甚微。外经贸部1991年颁发的《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暂行规定》（以下《暂行规定》）就外贸代理中委托人和受托人的权利与义务作出了详尽的规定，但其规定的权利义务失衡，救济渠道不畅通：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二章第13条虽然确立了这一制度，但其规定过于原则，对代理制的范畴、责任、义务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1999年10月1日付诸实施的《合同法》针对现行外贸代理制在立法和执法中存在的问题，突破以往的代理内涵，对外贸代理进行了突破性的规范。本文正是从国际贸易代理的立法模试着手，针对《合同法》的新规定进行利弊分析，从中外贸易代理制的差异中探析中国“入世”与完善外贸代理制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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