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 上世纪开启的体制改革,直面华夏文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百废待兴之中,让百姓富起来是最急迫的,但是经济变革所遭遇的艰难,远远比不上国家治理困局之险阻。就像易卜生的名剧《娜拉》提出来的问题一样,中国人也不得不回答富起来之后国家治理将何去何从这个大难题。本期刊登的这篇纪要是有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讨论。由犯罪学者来议论这个题目是恰当的,因为犯罪学强调的实证、量化、务实、批判都是这个社会中长期严重匮乏的思维路径,这种路径也是对以往规范、教条、务虚、保守学风的反动。在纪要中,学者从不同的维度对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战略加以梳理。有学者讲到社会治理的三只手:政府、市场和社会自治这三只手。但我们还要用超出数倍的精力来对付另一只若隐若现的手——人治之手。有学者认为人是观念的动物,特有的观念才会产生特定制度的价值选择。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观念在更新中所依赖的标准,应当以是否符合现代化来加以扬弃。国家治理应当观念先行,以符合现代化的观念来指导可操作的治理方略。有学者认为现代化里包括现代化的科技、现代化的人才、现代化的管理。这种管理的重点就是对个人和人群的管理。有学者提出在国家层面建立法治化的体制,对权力加以约束,对政府进行规范。现代化既是当前国家治理中的核心概念,也是国家治理的终极目标之一。这个讨论已经远远超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而上升到中国人到底应当如何看待这个新世界,这个由中国人向世界先进文明学习而介入其中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人类对现代化含义的理解是空前一致的,这是各国进行国家治理的共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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