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本刊第六期发表《“红旗团”为什么非要排演〈金瓶梅〉》的专题报道时曾说:“豫剧《金瓶梅》在思想上、艺术上的是非得失,不妨留给文艺评论家去评判。艺术上的是非问题,应当由文艺界的讨论与争鸣来解决。记者想‘追究’的是:豫剧‘红旗团’为什么非要排演这出戏?中国豫剧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年代,究竟遇到了什么‘烦恼事’?”在专题报道的结尾处又说:“排演一出《金瓶梅》,就能使三团走出困境么?演完了《金瓶梅》,再演什么戏?在中国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中国戏剧团体和戏剧事业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才能不被时代大潮完全‘抛弃’?” 报道刊发后,收到于群言同志的来稿,对豫剧《金瓶梅》及由之引出的应如何看待文艺作品的效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本刊特摘发其主要观点,供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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