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技术利用行为的刑法规制

基因技术利用行为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伦理和安全问题，需要刑法对之加以回应。现有刑法对基因技术利用行为规制的不足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国的刑事立法具有滞后性，并在生物科技利用行为规制方面呈现被动性特点；二是现有罪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虽然我国刑法已经设立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和非法采集人类遗传资源、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罪等罪名，但尚不足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新基因技术利用行为的规制需求。由于基因技术利用行为具有强烈的风险不确定性以及强伦理性，对这类行为的规制应当以风险预防原则为基础展开。在现有刑法框架下，对相关行为可以通过对现有罪名，如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等罪名的解释适用进行规制，但这样仅能起到事后惩罚作用，而无法实现风险的提前预防。所以最有效方式是通过立法途径对风险进行溯源预防，即在基因开发利用行为的研究阶段就采取较为严格的规制措施，必要时设立新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