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的宪法难题:对“爱国爱港”的基本法解释

1987年的"邓公之问"预伏下"爱国爱港"与"民主普选"之间的差异化理解与实质性冲突。特首普选咨询中呈现出的"爱国爱港"之政治标准与法律标准的争议,以及白皮书对"全面管治权"的澄清与重申,是对"邓公之问"的回应和具体化,背后透露出香港回归以来的政治认同难题。这一难题与香港曾经独特的殖民史之间具有直接关联,殖民史提供的西式价值观、政党政治和民主文化成为特区政治意识的核心构成,对"爱国爱港"要求构成直接制约和限定。基本法以"居民"概念为核心建构了香港居民的双重身份,包含了基于高度自治的本地化指涉,但未将具有"一国"内涵的中国宪法上的"中国公民"概念予以充分的制度化、程序化和仪式化。基本法建构了多层次、差异化的的"爱国爱港"义务框架,不限于特首,而扩及广泛的香港居民。破解认同难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回归公民教育,在于突破基本法的"居民"限定,重申并在制度安排上支持"中国公民"身份的最高性和优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