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话语的消解与回应:从福柯到埃斯波西托的国家观转换

启蒙以来,围绕国家—个体之间张力的叙述得以建构,而这一叙述在福柯那里发生了剧变,那便是将其置换成为治理术,从而使基于生物技术、围绕治理术、以安全为基本维度的生命政治国家观由此形成。福柯之后,埃斯波西托在建构其国家观时继承了生物技术的逻辑主线。然而,相较于福柯贴近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埃斯波西托更加直接地对接霍布斯等人的共同体逻辑,即如何面对既保护人又吃人的利维坦。埃斯波西托以免疫这一生物学名词切入,诠释了生命主体如何在共同体中实现保护的命题,将生命政治的逻辑贯穿到启蒙话语中。纵观从福柯到埃斯波西托的生命政治,两者在拆解与回应启蒙话语的问题上分化明显。如果说福柯依据生物技术解构了国家的规范性词汇,那么埃斯波西托则是基于生物技术统合了对国家的解构与直接回应两个维度。在二者的国家观叙述中,启蒙话语若隐若现,成为直面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