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 1697年《大越史记全书》的完稿与刻印,标志着中兴黎朝官方史学体系的确立,官员学者继而对其改编、评论,产生了一系列史学著作,其中黎贵惇作《国史续编》,阮俨作《越史备览》,阮辉删成《国史纂要》,供教学之用。吴时仕的《越史标案》发覆最多,对越南的国家起源、自主王朝的历史以及与中国的关系重做评论,体现了我越的文化主体性,对《大越史记全书》原有的史论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之后吴时仕之子吴时任为西山阮朝国史总裁,以《大越史记全书》为叙史主干,以家藏《越史标案》为史论主体,又综合采纳黎文休、吴士连、阮俨的史论,于1800年编成并刻印《大越史记前编》,吴时仕和阮俨的私家史学遂得居官修史书之列。《大越史记前编》是继《大越史记全书》之后,以官方力量整合既有的越史著作,重塑越南历史文化的重要举措,在越南史学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1802年阮朝建立之后,鉴于黎末郑氏主政以及西山阮朝篡逆的情况,对这两个时代的史书进行清理。在前代史书基础上修成的《大越史记前编》被弃,但其部分思想观点被阮朝国史馆新修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所继承。关于《大越史记全书》的评论和改编,体现了越南古代史学发展的路径与思想,是越南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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