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变迁与城市性的本土获得

由于政治尺度的变迁,单一不变的城市性并不存在。从“国野制”到郡县制,国家治理尺度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制度背景,市场的繁荣、坊墙的崩塌与流动人口的属地管理,使中国古代城市管理日益务实,也使城市尺度有了国家以外的内容。近年来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人口的乡城流动与社会力量的生长,瓦解了固化的城乡壁垒,并从国家体制内外对刚性的城市形成了合围,即体制内的城市化体现为农民的市民化,而体制外的城市化则体现为乡村的市镇化。这一合围也说明在城市性的变迁过程中,国家叙事需要借助城市实现人民权利,城市性也将透过国家叙事的外壳体现人民对城市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