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土耳其作为位于中东和欧盟两个安全复合体之间的隔离国,长期以来具有传统隔离行为体的脆弱性、边缘性和消极性特点。自20世纪90年代起,逐渐向非传统隔离国转变。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执政后,土耳其外交在战略纵深主义指导下表现出异常积极的非传统特质。该主义以土耳其无与伦比的地理纵深与历史纵深为逻辑起点,给土耳其设定了全球行为体的超前目标,选择发挥中心国家优势,积极介入多地区并发挥领导作用作为其实现路径,意图突破隔离国的身份。但隔离行为体性质对土耳其外交的制约依然明显,且与战略纵深主义间存在巨大张力。阿拉伯之春爆发刺激土耳其冒险采取武力作为重要外交手段,最终导致这种张力无法调和,外交陷入孤立。后达武特奥卢时期,埃尔多安仍奉行战略纵深主义,而土耳其外交战略调整必须建立在对其进行扬弃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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