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质预备犯的处罚根据及其限度

实质预备犯的立法膨胀与司法扩张，直接推动刑事处罚日益前置化、过罪化，不当扩大刑法处罚范围，压缩了公民自由权利的行使空间，动摇了刑法的根基。回溯立法初衷，我国在刑法分则中设立实质预备犯，原本是为了消解《刑法》第22条规定的普遍处罚形式预备犯原则，并从形式可罚性与实质可罚性两个维度限定预备行为的处罚范围，将不具有刑事可罚性的预备行为排除出犯罪圈。因实质预备犯带有浓厚的积极预防、早期干预色彩，为避免其在立法实践与司法适用的过程中发生异化而滑向口袋化、工具化、恣意化的错误方向，设立实质预备犯应以保护重大法益为限；成立实质预备犯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实施后续犯罪的目的，并且被实行化的预备行为客观上具有引起或者协同后续行为侵害法益的高度盖然性；解释实质预备犯的兜底条款应采取同类解释规则，仅包括与明确列举示例具有等价性或者同质性的事项；独立预备罪的犯罪预备尚未对法益形成一定的抽象危险，原则上不予处罚，从而合理划定实质预备犯的处罚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