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开放之初的中国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在北京和上海留学期间,我们这些每星期都必须参加政治学习,声讨“四人帮”的罪行。后来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开始陆续得到平反。我们这些年青的留学生不懂中国的政治,便不知深浅地提问: “前年批判刘少奇的卖国主义,说他是阶级异己份子,可现今你们的政策路线不就是曾批判过的吗?”老师只有报以苦笑。我们现代文学系的课本1976年时通通是鲁迅和毛泽东的文章,小说只有《艳阳天》和《金光大道》。1977年开始可以读到巴金的作品。电影看的是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的革命主旋律,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就看《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那时候最时髦的段子是“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