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夷狄者不一而足”——《春秋》“夷夏之变”中“进夷狄”的限度

公羊家的“夷夏之辨”并不以地缘和人种差异为标准，而以文明教化为本位。《春秋》“进夷狄”，称呼夷狄有州、国、氏、人、名、字、子七等。夷狄能行中国之礼，可朝聘、称王、设大夫、纪元、遣使，但还只是起步。夷狄之君楚穆王即便再贤，最高也只能称子。夷狄虽有屈完、子玉得臣之类贤大夫，《春秋》却不称氏。对夷狄贤臣季札，称名而贬。中国夷狄化没有底线，当贬则贬，当绝则绝。夷狄中国化则有限度，夷狄之进步虽可满足礼乐文明的一个条件但并不等于满足所有条件，这并非出于地域、种族的歧视，也非夷夏之人先天禀赋就存在差异性，而是强调夷狄慕王向化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必须有所积淀。“进夷狄”的限度恰恰是“熔铸各种族为一体的一股精神力量”，它对齐桓、晋文联合诸夏中国抗击外侮，对武帝北攘匈奴、南征南越、建构中华身份认同都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