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陈伯达

自1958年8月,我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班调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至1968年3月4日陈伯达把我投进监狱,这十年间,我一直都在陈伯达麾下当一名小卒。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很少能见到这位大首长,更谈不上同他直接接触,因此我一直把他看成高不可攀的大人物。他当时的职务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社总编辑,1964年后任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中央的意识形态专家、理论家、头号笔杆子,人称“老夫子”。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曾见过他几面,从外貌上看,他并不出众,深度近视,不讲穿着,不修边幅,也不端架子,人看起来还算随和。这是我当年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