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亡侵权中受害人请求权之基础

死者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缘于自身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死者生命侵害赔偿请求权属于非财产权利不得继承或让与,此外死者与近亲属间互负一定义务,因死者之死亡而致其近亲属无法享有因与死者具有一定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利益,他们当然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论死亡侵权中受害人请求权之基础

死者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缘于自身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死者生命侵害赔偿请求权属于非财产权利不得继承或让与，此外死者与近亲属间互负一定义务，因死者之死亡而致其近亲属无法享有因与死者具有一定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利益，他们当然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侮辱尸体罪应为亲告罪

死者近亲属对于死者存在着基于身份关系而享有的权利，侮辱尸体的行为侵害的是死者近亲属的人身权利。侮辱尸体罪完全符合设定亲告罪的几个标准。刑法应当将之规定为亲告罪，从而将侮辱尸体罪的追诉权赋予死者近亲属行使。当然，考虑到侮辱尸体行为在对死者近亲属构成犯罪的同时也可能对国家的社会管理秩序构成犯罪，因此，侮辱尸体罪应进一步被规定为非纯正亲告罪。     

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请求权主体缺位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了以保护死者人格和与死者人格有利益关联的生者为根本目的的立法观念,由死者的近亲属提出保护请求。但实践中,死者人格利益受损后存在如下情形：一是死者没有法定范围内的近亲属;二是死者虽然有法定范围内的近亲属,但其不行使请求保护的诉权。这两种情形下,都可能存在死者法定近亲属范围之外的法律主体,遭受到与死者近亲属相同或相近的痛苦,其合法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死者近亲属以外与死者关系密切的法律主体是否可以作为请求权主体,已成为我国法律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内外针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请求权主体的理论主要有直接保护说、间接保护说、混合保护说三种流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理论适用上采取了混合保护说立场。基于现实需要和相关理论,笔者认为死者法定近亲属与近亲属之外的主体提出保护请求具有可类比性;建议将死者保护人制度进行中国化运用;在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请求权主体缺位时,建议扩张适用《民法典》人格权编有关条文,使死者法定近亲属范围之外的相关主体能够提出保护请求。     

论间隔死亡的损害赔偿——以受害人生前未起诉为研究对象

在间隔死亡中,存在受害人生前未向加害人提起诉讼和受害人生前已向加害人提起诉讼两种情况。在受害人生前未向加害人提起诉讼的情形中,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部分是固有损害主义,部分是继承主义。这种情形的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医疗费用、误工费、丧葬费、近亲属的精神痛苦、近亲属的逸失利益。通过提高死亡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可以实现死亡赔偿与伤残赔偿之间的均衡。     

侵权死亡赔偿制度中遗产的确定

侵权死亡赔偿制度在我国民法理论界和具体立法规定中一直存有争议，当这一制度和遗产继承问题发生交集时，更加剧了司法实践的困惑。侵权死亡赔偿的各个项目是否属于遗产，取决于主张损失赔偿的权利主体．如果是针对死者的相关损失的赔偿．则应作为遗产由其继承人继承，如果赔偿的对象是死者的近亲属或其他人，则不属于遗产，不应按继承处理。     

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中主体若干问题探讨

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主体限于公民,不包括法人。死者具有人格法益,法益受到侵害可以诉请精神损害赔偿,诉权由其近亲属行使。     

网络虚拟财产继承问题研究简

网络虚拟财产是一项新型财产权，这决定了其继承问题应纳入继承法规范，但其存在着与传统财产权继承不同的特殊问题。网络虚拟财产是基于网络服务商的网络服务而产生的，但用户购买或创造的网络虚拟财产具有独立的价值，属于用户所有，网络服务协议不能排除其合法继承。保护死者隐私最终是为了保护死者近亲属的权益，因此用户死亡后由近亲属继承其网络虚拟财产不会存在侵害死者隐私的问题。     

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中主体若干问题探讨

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主体限于公民。不包括法人。死者具有人格法益，法益受到侵害可以诉请精神损害赔偿，诉权由其近亲属行使。     

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法律分析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是肯定的,但在学理上仍存在分歧.我们认为死者无法享有人格权不可能成为人格权主体,死者人格利益不是权利而是法益,死者近亲属依据其一般人格权成为请求权主体.法律所保护的死者人格利益,是死者人格法益;死者近亲属的请求权是依据其自己的权利在维护了死者人格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自己的人格利益,即人格尊严;死者人格利益包括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是具体的、法定的、有限的几种,不存在对死者一般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问题;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应规定相应的期限.     

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与建议

我国婚姻法有关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对现行离婚损害赔偿纠纷出现的新问题无法全面有效地进行调整而备受争议。问题主要集中在适用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的范围过于狭窄,离婚时无过错方举证困难,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不够客观和细化。应从行使离婚赔偿请求权时间的立法、离婚损害赔偿法定过错的范围、离婚损害赔偿的标准、举证责任采取一般原则与特殊原则相结合等方面进行完善。     

我国失地农民问题中的政府责任综述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征地规模不断扩大，失地农民的数量与日俱增。文章从政府责任角度出发，着重分析政府在失地农民征地补偿制度、养老、医疗、失业保障及监督机制五个方面的责任缺失，提出政府责任在解决当前失地农民问题中的路径完善。     

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若干法律问题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以下简称“两法衔接”）机制自2001年建立以来，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有权机关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其实施的法规政策，也尝试建立了许多实施机制及措施。但是，法规政策的频繁出台，使得“两法衔接”机制陷入泥沼与混乱之中。如不对此进行修补，“两法衔接”机制极易异化为侵害公民权利的工具。     

裁判请求权的宪法保障

裁判请求权,是指公民在权利遭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纠纷时,所享有的请求司法机关予以公正审判的权利。每个人是否可以更容易的接近司法,并获得公正的裁判,业已成为衡量一国司法水平、法治实现程度的重要指标。权利能否得到及时的救济、纠纷能否得到有效的解决,关系着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及其他权利能否得到切实保障,同时也有助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将裁判请求权规定于宪法中加以保障,是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新农保”中的“捆绑机制”批判——政府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中的决策效能反思

2009年9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简称＂新农保＂）。本文对＂新农保＂中采取养老保障＂捆绑机制＂为焦点,从＂新农保制度＂的基本架构入手,分析认为＂捆绑机制＂是对新农保普惠性、保障主体独立性和我国赡养趋势的背离,它会直接影响到新农保制度的有效实施。通过对＂捆绑机制＂的反思,本文提出政府应以政策目标为导向,采取正确措施,提高农民养老保障,才能发挥新农保政策效能。     

夫妻间暴力侵权婚内赔偿制度探析

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间因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时,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暴力损害赔偿,但当事人不起诉离婚则不能向法院单独提起暴力侵权损害赔偿诉讼。实践中夫妻间发生的暴力侵权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夫妻离婚,若因此而剥夺受损害方要求对方承担民事责任的诉权,既不符合我国法律精神,也对婚姻家庭的稳定与和谐不利。故本文针对婚内夫妻间暴力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及婚内暴力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进行探析,以期对制裁和预防家庭暴力行为、保护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有所裨益。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理论基础辨析

国外关于刑事被害人理论基础学说纷呈，我国多限于对国外相关学说的介绍和叙述。事实上，刑事被害人补偿依循何种理论基础，直接影响立法例上被害补偿之范围，并且已有的理论是否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需要探讨的余地也很大。为此，以和谐、均衡、人本主义刑事法理念作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基础理论，对恢复因犯罪而失衡的法秩序，全面、均衡地保护人权是十分必要的。     

美国"蛇窝之诉"初探

笔者在国内首次提出"蛇窝之诉"."蛇窝之诉"是美国的违宪审查之诉.当政府违背"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将公民推入危险境地,该公民因此受到其他公民或者自然因素的侵害,政府应负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