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亲属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国内虽然对精神损害赔偿的研究很多 ,却对近亲属精神损害赔偿探讨不够。在该领域仍然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近亲属可得赔偿的精神损害的范围有多大 ?有近亲属精神损害赔偿权的主体包括哪些 ?近亲属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和生命健康权受到伤害的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一样吗 ?近亲属精神损害赔偿在民事领域和刑事领域的冲突如何解决 ?是否以过错为原则 ?     

建设工程施工中人身损害赔偿的类型化分析

建设工程施工中对受害人赔偿的情形极为复杂。对建设工程施工单位与受害人之间关系进行类型化分析,是就受害人人身损害赔偿问题进行路径选择的前提。在建设工程施工单位与受害人之间存在合法用工关系的情形下,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和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在权利竞合方面采"兼得模式",在赔偿数额方面采"补充模式";在二者之间存在非法用工关系的情形下,受害人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适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的一次性赔偿办法》的规定;在二者之间不存在用工关系的情形下,受害人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适用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     

论事故损害法律救济的路径选择

事故损害的法律救济路径的选择要体现法律的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依据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和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对受害人救济体现的是法律的实质正义,依据侵权责任法律制度对加害人加以诘难及其对受害人赔偿体现的是法律的形式正义。我国未来事故损害赔偿法的制定应坚持事故损害赔偿的路径应该多样化,归责原则应该多样化;同时在加害人有过错的情况下,事故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包括受害人的精神损失,以此全面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受害人死亡情况下的行政赔偿请求权人

行政赔偿请求权作为请求权的一种,是由基础性权利派生而出的.行政赔偿请求权人的范围至少受到如下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行政赔偿对象的广度限制；二是行政赔偿标准及方式的限制.《国家赔偿法》第6条第2款关于受害人死亡情况下的行政赔偿请求权人的规定不尽合理.在受害人死亡的情况下,应由其近亲属享有行政赔偿请求权.受害人近亲属的行政赔偿请求权并非均由“继承”得来,但在确定近亲属的请求权顺序时应当参照法定继承的相关规则.     

间接受害人制度初探

间接受害人的直接用语出现在司法实践中,立法上不甚明确.间接受害人享有赔偿请求权的理由是抚养丧失,其受害和侵权行为之间具有间接因果关系.间接受害人应由现实利益的受害人和机会的受害人构成.加害人对间接受害人赔偿的计算标准,应是直接受害人生前或伤前的抚养能力和受害人的实际需要,赔偿的项目应规定为"抚养费"而不是"生活费".     

论侵权死亡的赔偿范围

死亡赔偿金应属于对死亡损害本身的赔偿,但不能以“命价”的方式简单接受“同命同价”的诉求,而应以侵权死亡的期得收入损失去把握死亡赔偿金的内容构成,但在计算上摒弃现行法以户籍为标准的简单粗糙的模式,采用能够适当体现受害人个体差异的国际通行计算方法,从而,在给付死亡赔偿金之余,不再并列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而对于死者的精神损害赔偿,只在死前对于抚慰金权利有明示或被认可的例外情形,才给予肯定,或在计算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额时予以适当考虑.     

近亲属请求死亡赔偿的法理基础

死亡抚恤金是国家或有关单位按相关法规规定给予死者近亲属和被扶养人一定金额的慰问金及生活补助费,抚恤金代替不了死亡赔偿。死者已无从取得主张赔偿的权利,但法律不能无视利益受到损害的近亲属。基于身份关系的重要性,从亲属法的角度进行分析,应当以近亲属身份权被侵害作为近亲属索赔的理论依据,近亲属不仅可以向直接致害人提起死亡赔偿,也可以要求学校和政府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这样才能使近亲属被侵害的身份利益得到真正的救济。     

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

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人多将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直接请求保险公司给付赔偿金．对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来源、性质及其实现途径,理论及实务中均存在争议．本文认为,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是法定权利,兼具侵权损害赔偿请求与保险金请求的双重属性,受害人可以通过诉讼与非诉讼两种途径行使这一权利．     

国家赔偿呼唤精神损害赔偿

从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只赔偿相对人的财产权和部分人身权,不赔偿其他权利,只赔偿直接损失,不赔偿间接损失,只赔偿物质损失,不赔偿精神损失的现状,可以看出国家赔偿制度的缺陷.目前,国家赔偿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已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时,既要遵循法官自由酌量、区别对待、适当限制等原则,还应考虑受害人精神损害的程度和后果、受害人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状况、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以及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诉讼时国家的财政状况和受害人住所地经济发展状况等具体因素.     

论死亡侵权中受害人请求权之基础

死者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缘于自身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死者生命侵害赔偿请求权属于非财产权利不得继承或让与,此外死者与近亲属间互负一定义务,因死者之死亡而致其近亲属无法享有因与死者具有一定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利益,他们当然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产品缺陷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初探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是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具有补偿和惩罚功能。我国产品质量法中缺乏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这对于消费者权益的维护和保障是十分不周到的。在立法上应对我国产品缺陷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数额的确定作出明确规定:只要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客观上造成了精神损害赔偿,就应予以赔偿;在确定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主要参考限幅数额原则;制定加重和减轻赔偿的情形。     

论死亡侵权中受害人请求权之基础

死者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缘于自身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死者生命侵害赔偿请求权属于非财产权利不得继承或让与，此外死者与近亲属间互负一定义务，因死者之死亡而致其近亲属无法享有因与死者具有一定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利益，他们当然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论我国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着适用范围过窄、受害人取得赔偿的条件过严等问题.对此,在拓宽离婚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同时,要以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规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情形,受害人的无过错应理解为没有<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重大过错.另外要谨慎适用"第三者"民事责任制度.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个人信息保护法》增设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提起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需要同时满足违法处理个人信息与侵害众多个人的信息权益的条件。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和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有权提起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法律责任包括赔偿相关主体提起公益诉讼支出的必要费用,也包括强制履行法律规定满足受害人相关权利的其他义务。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不影响受害人提起私益诉讼维护其自身利益,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启动无需个人信息私益诉讼前置。侵权人承担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法律责任不影响其承担相应的刑事与行政法律责任。     

由案例来看人身损害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在因不法侵害他人生命权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中,最重要的是死亡赔偿金的赔偿责任。对死亡赔偿金,我国《国家赔偿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都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也有阐述,但是,对其性质,立法上规定并不明确,各司法解释也有很大差异。这种情形使得在实际操作中,对死亡赔偿金的归属可能会产生很大争议。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解释》),对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引起的损害赔偿的诉讼提供了确切的指导,明确了许多多发…     

试论行政赔偿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国家侵权行为包括刑事侵权行为和行政侵权行为,这些侵权行为都会给受害人造成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而造成的精神损害往往是受害人更难以承受的,但在行政赔偿的立法上,我国只规定了物质损害赔偿,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没有作出规定。本文就行政赔偿中难以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原因以及因没有确立行政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而造成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论述,并提出立法建议。     

行政强制行为赔偿案件审理报告——基于163份行政赔偿判决书的分析

通过对163份错误执行类纠纷行政赔偿判决书的梳理与分析,明确当事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可以采取的路径包括先通过行政诉讼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再向行政机关提出赔偿申请,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赔偿决定后提起赔偿诉讼;先通过行政诉讼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再提起赔偿诉讼以及在行政诉讼中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等九种方式。在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直接损失"的认定、行政处罚中当事人权益受到侵害的认定标准、举证责任分配对赔偿主张实现的影响也有差异。     

跨国性环境侵权中惩罚性赔偿的合理性探讨

在跨国性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的今天,仅简单适用传统民法的同质赔偿原则已经无法对跨国性环境侵权的受害人进行充分而有效的救济.而惩罚性赔偿因其兼具补偿、惩罚、遏制和预防功能,使其在跨国性环境侵权中弥补了同质赔偿原则的局限性,能更好地实现对受害人的司法救济和对加害人的惩戒.     

精神损害赔偿刍议

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行为人对因其侵害行为所造成的非物质性损害所给予受害人的一定数额的金钱,以作为对受害人的补偿或抚慰。 从立法上看,世界上各个国家对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各不相同。《德国民法典》第253条规定:对财产损害以外的损害,只限于法律有规定的情形,才得请求金钱赔偿。《瑞士民法典》第55条规     

精神损害赔偿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人的精神权利应受到保护,作为人权的一项基本内容越来越受到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视,但却不能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提起赔偿请求,这和我国法治的进程应当说是背道而驰的。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允许当事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不仅仅是降低诉讼成本、实现诉讼效益和效率的价值目标的要求,也不仅仅是维护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权利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彰显了法治社会法律为人服务的根本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