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时代的司法权

当一个政体陷入紧急状态中，民选的立法和行政机关往往倾向于以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名义，采取剥夺公民权利的严厉措施，而司法部门就负有抵制民选机关的任务，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因其非民选的先天特征而使司法机关在保护公民权利的行动中相对民选的政府部门缺乏正当性基础。因此本文寻求通过树立一种新的民主观念给予司法部门抵制民选机关的正当性基础，增强司法权力的法理地位，从而达到在甚至当今反恐战争如火如荼的时期仍能形成公民权利的一道坚实的制度性屏障。     

行政立法的弊端及立法建议

我国行政立法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存在弊端，而弊端之所以存在的根源包括立法程序、权利救济等存在部分立法空白等。本文通过对英国行政学者哈洛和罗林斯的“黄灯理论”的分析，指出我国行政立法过程中应设立相应的听证程序，并在行政法实施后设立一个针对行政法的不正当性申诉机制，以及设立“点到即止”的司法审查程序，以期能更好的防止行政部门法对个体权益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行政立法公众参与问题的探讨

行政立法须以程序而为之，恪守程序乃行政立法之圭臬；但行政立法之程序须具正当性，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系行政立法正当程序的内在要求，也是民主立法的体现与保障。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是民主宪政理念在立法领域的体现，但我国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方面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这样，通过借鉴国外行政立法的有益经验来完善我国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方面的不足成为当务之急。     

西方国家对行政立法的民主保障与监督控制

行政立法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在行政立法的实践中也暴露出种种弊端.为了发挥行政立法的优势而防止其对宪政民主和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危害,西方国家一方面基于行政立法的本质,加强了其民主性,使其在民主与效率的价值追求上保持大致的动态平衡,另一方面还建立健全了行政立法监督控制的制度体系,发挥预防和救济的作用.     

司法过程与民主过程

李慧娟事件包括司法过程和民主过程两个方面。司法审查的正当性理论可分为高级法理论和民主理论两类。中国司法审查正当性的论证存在发达的行政集权、民主共和制不发达等一系列困难 ,在行政分权局面不可能很快来临的情况下 ,我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应该考虑其他途径的可能性     

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行政立法

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共生共融,为包括行政立法在内的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新的目标.就行政立法领域而言,和谐社会理念为我国行政立法预设了民主化、法治化与正当化的发展方向,但是,行政立法自身的行政性、行政立法制度的粗疏以及立法内容在正当性方面的欠缺,却阻碍了行政立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作用的充分发挥.为此,有必要确立行政立法民主、行政立法法治以及均衡立法等观念.完善主体与权限、行政立法程序以及行政立法监督等制度,以有效发挥行政立法对于和谐社会构建的促进作用.     

行政知情权的必要性及其价值的法理解析

行政知情权作为其他公民权利的前提性权利,是人民主权、控权理念与制度的内在逻辑,也是当今信息社会保障信息自由进而实现权力与权利均衡的必然要求。明确行政知情权的必要性与价值,加快相关立法,对于推进我国的民主、法治和宪政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论行政立法的民主参与

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民主参与在行政立法中显得越来越重要,本文主要探讨了民主参与在行政立法中具有重要的价值;行政立法中民主参与存在的不足,以及通过有效措施加强对民主参与的规范和保障等问题。通过这些问题来充分体现民主参与在行政立法中的重要性。     

论行政参与

行政参与源起于当代行政权的变化、控权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以及民主参与理论的发展和民主宪 政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它具有提高行政行为实效、促进行政效率和保护公民权利、控制行政权 力的功能。从相对人角度出发,行政参与是行政程序法的一项基本制度。构建行政参与制度必 须从行政参与主体、参与内容、参与方式、参与的制度保障等方面进行论述。     

论制定香港信息公开法

香港政府的信息公开工作是以一部《公开资料守则》(以下简称《守则》)作为基础制度展开整个公开透明框架。这部颁布于1995年的政府内部指引因没有法律效力、涵盖范围狭隘、没有提供救济等问题广受诟病,制定信息公开法和档案法的呼声在香港日益高涨。从经验借鉴的视角看,香港制定《守则》时的参照国——具有浓厚保密行政传统的英国已顺应国内立法呼声而制定了信息公开立法;从实践必要性的角度看,香港过去几年实践经验表明,在缺少一部信息公开立法的情况下,香港民众通过民主手段获取资料的成本更高,耗时更久;从理论正当性的角度看,香港公民享有正当的知情权,而政府具有通过立法保障该权利的责任。因此,香港信息公开法的出台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     

税收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研究

传统的税收法定将税法严格限制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我国《立法法》给国务院授权立法开了口子,但这仍然和税收实践严重脱节,因为在我国税收实践中,真正占据主体地位的是大量税收行政规范性文件。税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在《立法法》出台后成了一个问题,如何解释税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这很有必要进行探讨。1981,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法律解释的决议可以作为税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来源。税收行政规范性文件分为税收政策性与非政策性的文件,对前者可以考虑赋予其合法性,而对后者则不能予以承认。     

行政立法与人权保障——兼以行政许可和劳动教养为例分析

行政立法应当以保障和不侵犯人权来证成自己道义上的正当性。为了保障人权,必须对行政立法的权限和目标进行控制。行政立法不得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要程度适当。行政立法限制公民的权利、增加公民的义务必须有法律的授权。行政立法必须制约行政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在行政许可的设定上必须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劳动教养制度应当废除。     

证据的内涵与依法取证-以行政处罚证据的收集为分析视角

作为法律程序整体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一样,都在证据的作用下发挥其功能。然而,我国研究更多将目光聚焦于诉讼证据,而对行政程序证据缺乏关注。但实际上,行政机关是依法治国的主要执行官,其与公民的关系比其他任何国家机关更为密切,所以规范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无疑成为依法治国的重大课题,其中对行政处罚证据的规范尤其如此。从原则上而言,行政处罚证据理应符合证据“三性”,但警察思维与法官思维上的差异使其对证据有其特殊要求,基于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行政处罚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存在减弱和例外情形,因此,对于“毒树之果”以及通过钓鱼执法、秘密调查等方式所得证据并不必然排除,为此,与其让这些实践中早已普遍存在的行为游离于法外,不如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其范围、程序和命令禁止事项。     

论行政许可设定范围的合理界定——对《行政许可法》第13条的批判性思考

《行政许可法》第13条要求立法者设定行政许可时应当进行必要性考量,但因其存在立法语言的模糊性、缺乏可操作性的缺点,以及许可评价机制被虚置等原因,导致其无法实施。国家应当在第13条的指导下,经常性的对行政许可进行清理,盘活现有的行政许可评价机制,尽早出台统一的评价机制立法,设置严格的启动时效机制,同时扩大公共参与行政许可的深度和广度,以最大限度地界定许可的设定范围,从而扩大行政许可设定的正当性。     

法治视野中的行政指导行为——论我国行政指导的合法性问题与法治化路径

行政指导是行政民主化潮流下日益广泛运用并逐渐类型化的一种现代行政管理行为方式,同时也是一个理论基础薄弱、实务问题甚多、法治程度不高的重大行政现象,应当按照现代行政法治的要求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本文透过依法行政理念的演进轨迹从多个角度探讨了行政指导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和法学理论背景,并以实证研究方式结合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现实进一步讨论了行政指导与依法行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行政指导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并从观念更新、制度创新、完善立法、配套措施等方面提出了推动行政指导法治化的完善路径和具体对策,期能为正在进行中的我国行政指导程序立法和制度建构提供参考。     

Developing Administrative Principles in the EU: A Foundational Model of Legitimac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dministrative legitimacy has been neglected as having the potential to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the legitimacy of the EU institu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law‐type mechanisms within the EU is almost exclusively focused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Member States as the main implementers of Union law. This has left an administrative gap at the level of the EU institutions, with little evidence of determinative horizontal administrative principles to be found in either the Treaties or the case‐law of two European courts. Where the courts have acted, they have adopted a sectoral and highly circumscribed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administrative norms. The paper examines whether administrative principles can be harnessed as a mechanism for increasing the EU's legitimacy and, if so, how these principles fit with the institutions' approach to the legitimacy question. Post Lisbon, can evidence be found within the Treaties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route to legitimacy has not been entirely foreclosed? This paper proposes a model of administrative legitimacy for the EU level of administration that provides a foundation for the interconnected concepts of good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论授权立法的合法性

从历史的和立法理论的角度研究授权立法的合法性,指出授权立法产生的一定历史必然性以及与民主、法治等重大宪政原则相抵牾的合法性欠缺;分析了各国对授权立法合法性欠缺的补救措施及其在法理上的意义;最后文章还探讨了授权立法的合法性研究在当前我国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论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途径

我国现行的环境管理体制立法存在着立法体系不完善、立法内容存在交叉和矛盾、某些立法授权不符合科学管理的规律等问题。为此 ,我国应当加强对环境管理体制立法的研究 ,注意借鉴国外环境管理体制立法的经验 ,加快制定综合性的环境管理体制立法。应将各单行立法中关于环境管理体制的规定具体化 ,及时修订与实际不符的法律规定。在立法程序上 ,改变由管理部门起草立法的方式 ,遵循先立法后改制的原则。并且在立法中引入公众对环境管理机构的监督机制     

论行政法规制定权限的监督与制约

行政立法是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分别于2000年和2002生效,但由于行政立法主体的多层次性和立法内容的广泛多样性,在实际生活中出现了行政机关所立之法相互矛盾、相互重叠的现象,甚至出现了行政机关超越自己的立法权限进行立法、所立之法与国家的宪法和基本法律相抵触的现象,直接给公民和有关组织的权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为了防止行政机关滥用立法权,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必须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     

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处罚的空间

从地方治理的现实需要出发,无论地方创制性立法设定“其他行政处罚”,还是地方执行性立法补充、增设违法行为与行政处罚,皆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3款,赋予了地方执行性立法以行政处罚补充设定权,为确保地方立法机关合理行使该项权力,有必要对其适用空间加以厘定。为避免行政处罚过.多过繁,地方立法机关补充设定行政处罚时,应当遵循“非必要不设定”的原则,并综合考虑义务内容的确定性、合理性和可履行性,以及违法行为的可认定性等多项因素。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的行政处罚,只能限于上位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且不能突破_上位法规定的处罚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