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与中美关系结构的新变化

本文着重考察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征在两国关系结构的三个方面的体现和演化。作者认为,近年来中美之间的相互认知模式正经历转型。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全面性和重要性的理解日益接近,但双方在把握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和内涵上将继续保持一定的认知差距和不对称。其中,美国通过不断提出新的中国意象/中国观,力图继续主导中美关系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利益互动模式面临新一轮重组,双方利益层面上的契合与矛盾又有新发展。     

编者的话

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指导思想,"韬光养晦"战略为什么在改善和稳定中美关系方面"时灵时不灵"?这一谦逊谨慎、自我克制的外交政策在什么情况下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在什么条件下,其效果相对较差?周方银的论文探讨了中美两国的策略互动如何影响了双边关系的起伏进程和未来走势。从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国际秩序博弈

随着中美关系由普通大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转变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双边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在上升。与之相应,国际秩序已经成了两国博弈的重要领域。国际秩序问题在中美两国的国际战略中都占有重要位置,然而,两国的国际秩序观和变革国际秩序的诉求又存在着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两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上虽然有合作,但竞争也非常激烈。中美国际秩序竞争的核心内容是领导权问题,而领导权之争的本质是两国意识形态竞争,这种竞争目前表现为"两个秩序"之争,即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国内秩序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结构性矛盾,对两国战略关系走向发挥着重大影响。破解中美秩序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都需要用合作主义来指导双边关系发展,通过合作来管控在国际秩序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确保两国不冲突不对抗。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随着中美两国都认定自己进入"新时代",两国开始重新审视对方以及双边关系,从而导致中美关系也"进入新时代"。中美关系在新时代既不同于以合作为主旋律的"昨天",更不同于冷战对抗状态的"前天"。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是战略竞争,双方互为战略竞争对手。这种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冷战对抗的敌人。中美战略竞争应当是可控的、良性的、建设性的竞争;竞争并不排斥合作。在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双方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人文、全球治理这四个领域的竞争将趋于强化,而合作趋于弱化,从而导致中美战略竞争总体上将十分激烈并呈持久战态势。中美战略竞争不会滑向新冷战,其原因除了中国的主观能动作用外,更重要的是世界大势的制约。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全球政治觉醒等世界大势对新时代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塑造作用。     

"中美关系及其在亚洲的影响"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5年11月18到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与美国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术论坛:中美关系及其在亚洲的影响”。来自美国、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中国的20多位学者与会。中国社科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杨扬主持了开幕式,李慎明副院长在开幕词中指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复杂也极其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一关系一直在起伏动荡中向前发展。一方面,综合国力仍然鹤立鸡群的美国继续在世界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自身的综合国力也在不断提高。中美两国在许多地区问题上仍存在着相互的战略疑虑…     

中美战略信任的维系:不对称结构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

近年来,"美国优先"理念、中美贸易战以及高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反映了中美权力转移带来的巨大压力。在权力转移压力下,中美战略信任问题愈发凸显,如何维系战略信任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文章从"不对称关系结构—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构建了分析框架,并认为,强不对称和弱不对称两种双边关系结构与开放性和封闭性两种国际体系之间的组合塑造了国家的行为逻辑,为国家间战略信任的维系提供了四种难易程度不同的体系结构。在这一分析框架下,文章结合现实与历史,深入分析了中美维系战略信任的体系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不对称性的弱化与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共同塑造了中美两国的行为逻辑,并成为维系两国战略信任的体系结构。由于中美不对称性的弱化具有客观性,因而中美维系战略信任的关键在于维持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     

编后

本期专论中,张业亮考察了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内的国内政策取向、前景和影响。他认为,布什提出以建立“业主社会”为目标的国内政策议程,目的在于巩固和扩大共和党选民的基础。但由于国内国际诸多因素的掣肘,实施这一议程的前景并不明朗。陈东晓从相互认知模式、利益互动和机制化管理三个层面的演化入手,论述了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征。他认为,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重要性的理解日益接近,但双方对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和内涵仍有一定的认识差距;中美两国的利益互动模式面临新一轮重组,在利益层面上的契合和矛盾有新的发展;中美关…     

中美军事关系:从准同盟到竞争对手?

40年前,地缘战略考虑和军事需求曾经是中美恢复外交关系的重要考量。建交后,两国优先发展各项军事合作,包括高层互访、专业对口交流和军事技术合作。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和两极国际格局的终结,导致两国关系下滑。其后,两军关系时走时停,始终缺少实质性内容。中美军事利益的冲突集中反映在台湾问题、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针对中国的举措、双方军事力量态势的互动,以及新兴技术发展中的军事竞争。但是,中美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在地区和全球多边机制中有不断增加的合作。未来发展中美军事关系,应注意以管理分歧和防止危机为主线保持双边关系稳定,以推动共同利益为主轴进行多边机制中的合作,以增信释疑为出发点缓解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之间的对立。特别是在当前中美关系趋冷之际,发展军事关系的首要任务,是强化危机管控机制,防止最坏情况的发生。     

特朗普政府对华“挂钩”政策探析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在备受瞩目的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期间,双方以构建新的高层对话机制为依托,以在经贸及朝核等重要议题领域达成合作共识为契机,推动中美关系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呈现出鲜明的"交易型"特征,其问题导向性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战略思维,一方面使中美两国可以更为务实地应对双边关系中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不少担忧,特别是一些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暗含不确定性和风险。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实质上反映出一种在美国外交中兼具思想源流与历史经验的"挂钩"政策,其核心是与主要战略竞争者在关乎美国核心利益的重要战略领域进行全方位协调与合作,并将双方在某一领域的合作同其他领域的合作以至于双边关系整体进行挂钩,从而在约束对方行为的同时维护美国的利益。从思想源流看,该政策继承了汉密尔顿式的现实主义传统,将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作为对外战略立足点。从历史经验看,该政策往往是在美国处于"双重弱势"地位——美国国际战略地位处于弱势、总统国内政治地位处于弱势——之时,面对主要战略竞争者的优先选择。对于"挂钩"政策的理论与历史分析,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今美国的对华战略带来不少现实启发,并为中国制定应对策略提供可靠的逻辑线索。     

选择国内战略 定位中美关系

国内战略取向是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过去40年,中美两国国内战略取向的契合是中美关系取得突破、发展并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当前,中美两国国内战略取向的差异,也是中美关系面临范式性转折的重要原因。下一阶段中美如何选择自己的战略、如何认知对方的战略,将是决定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论中美关系平稳发展的基础与特征

九一一事件破灭了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企图 ,重筑了中美两国最重要的安全合作基础 ,中美关系由此进入建设性合作时期。中美关系是一种非对称、非敌友、受制于第三种共同威胁、合作与矛盾并存、更具全球性的合作关系。美国反恐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中美合作基础的稳定性 ;恐怖势力并不是中美两国特定的互为主要威胁的特性决定了两国合作基础的脆弱性。中美矛盾并非不可缓解 ,中美冲突并非不可避免 ,关键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判断以及据此制定的对华战略。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理论思考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关系陷入紧张状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包括安全、外交、经济三个领域的全面战略,宗旨是牵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奥巴马开始第二任总统任期,中美领导人一致同意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先前具有对抗性的对华政策正在出现微调现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基础是两国紧密相联不可分割,...     

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

21世纪初以来,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均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中开始发挥领头羊的作用。与此同时,美国作为全球范围内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军事、安全及政治领域仍然发挥着决定性的领导作用。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不同领域中分别发挥领导作用的现象,即本文所说的"双领导体制"。这一"双领导体制"不仅建立了中美两国在特定领域内优势互补的发展模式,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亚太地区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稳定与发展。     

国际秩序互动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2018年,美国国会接连通过涉台法案,特朗普政府则对华发动了全面贸易战,中美关系越过"临界点"的说法已经从不确定的判断转变为严峻的政治现实。这一发展并非是因偶然因素的叠加突破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周期",而是两国在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领域的消极互动不断累积的结果。表面上,经贸相互依赖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能稳定地改善因政治、安全摩擦而不时恶化的中美双边关系。由于中美在国际经济秩序上接近的停滞和距离的拉大,这一相互依赖正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加而由互补转变为竞争,这一质变甚至还在不断加速。因此,关系正常化特别是198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在本质上可能并不存在周期性,两国在各秩序领域的消极互动大体上在不断累加,最终越过了"非敌非友"的临界点。由于经贸关系这一"压舱石"本身已经部分质变,要想重新恢复关系的总体平衡,不仅需要缓解中美两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上的分歧,或许还需要通过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措施来"反哺"不断激化的经贸矛盾。     

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2009～2018)

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两种逻辑共同作用的产物。冷战后,由于国际体系结构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分别出现单极化与两极化的发展趋势,地缘政治逻辑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显著下降,国内政治逻辑的影响则迅速上升。与之相应,经济取代安全成为中美关系的首要议题。自奥巴马政府执政起,随着中美两国步入战略竞争时代,地缘政治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再次突显,并成为未来中长期中美战略互动的决定性变量。然而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不同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连同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却是由美国国内政治所界定的: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变化了的国内政治动因促使上述主题经历了从基于自由主义的规则约束与多边制度竞争到基于现实主义的合作型施压与双边经济竞争的演化。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是观察今后美国对华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     

政治文化对21世纪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将是不可避免的,而美国作为当前惟一的超级大国,在21世纪仍将对世界发挥不可替代的影响。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不仅会影响两国的历史进程,而且还会影响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利益矛盾,也有不少共同利益。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两国政治家和战略家如何认识、判定、把握双方的利益矛盾和共同利益,而这种认识、判定和把握,在相当大程度上受政治文化的影响。中美都是文化大国,两国政治文化既有很大的差异,也有许多共性。这些差异和共性从相反的两个方向影响着中美关系,而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就取决于差异和共性的消长趋势。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根本逻辑与手段——兼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

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的变化,更多的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一个延续。冷战后,美国不断开辟新领域,试图将中国塑造为敌人或对手,但屡战屡败,导致多届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在任期内和问题领域内的双重起伏。美国对华战略转变背后的根本逻辑是美国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其具体手段是安全化理论所论述的安全化/非安全化。它曾经并将继续主导美国的对华战略转变。在两国共建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和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的同时,这一逻辑和手段可能导致双方在三个领域内的潜在争端:双边关系领域内的气候变化与能源—环境、中国制造产品等议题;多边关系中中美关系涉及的第三方因素;中美在国际体系规范领域的斗争。     

新书架

<正>大国关系:中美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王缉思编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本书是王缉思教授领衔撰写的论述中美关系未来前景的政论著作。本书指出,中美两国能否避免对抗,实现稳定的合作与发展,不取决于两国的外交和相互认知,而在于中美各自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本书认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融合内政、外交和第三方力量等诸多因素,全方位地开展工作。本书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性的政策思路,对于加深对中美关系的理解和思考颇有助益。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对美国、中国、印度三边关系的影响

美国、中国、印度是亚太区域三个非常有分量的国家行为体。截至目前,三国已分别在双边层面建立起了不同内涵的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大三角"模式趋于明朗化。美国是"战略大三角"关系的主导者,正在崛起的中国和印度都将对美关系视为本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受"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印度成为中美两国竞相争取的伙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最大受益者。印度亦借势发展与美国、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强化其大国意象。中国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平衡对象,一方面需要通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来应对美国的战略挤压;另一方面还需要联合印度共同分担美国重新规制亚太的压力。当然,由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个持续施力的过程,美国、中国、印度三角关系仍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尚未完全成型,值得持续关注。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世纪以来中国对美外交思想研究

大国外交是中国外交中的重要环节，中关关系更是中国大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不论是对中美两国，还是就世界影响，两国关系在新世纪里被赋予更多的意义。梳理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关外交思想，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稳定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