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

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亚太"轴辐"安全同盟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实行两洋联结,形成大月牙形同盟与伙伴国网络。此举试图以合作与制约双管齐下,将中印崛起规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框架内。从地缘经济角度而言,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是促使美国推出"印太战略"的主要原因之一。亚太经济重心从美国向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东部转移也促使美国提升这些次区域的战略地位。印太地区战略格局正在从一超多强向多极格局演变,形成多个三角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不仅取决于两国国内因素,也受到印太地缘政治中其他行为者的影响。印太地区正在成为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下一个中心地带。美"印太战略"使印太地区战略态势更为复杂,使中国和平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     

美西战争与美国向东南亚地缘政治扩张的历史脉络

美国利用美西战争从菲律宾到东南亚的扩张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在地缘政治上,它是美国国内外相辅相成与相反相成关系形成合力的体现。美国进攻菲律宾与菲律宾所居地理环境、国内政治、地缘政治关系、地缘政治动机和地缘政治格局等相关。美国从东南亚到亚太的地缘政治布局是从菲律宾到整个东南亚、亚太和中国三重纵横关系入手的,其运行是先布点后连线再占面,终使其地缘战略空间从东亚大陆广延到太平洋、印度洋并穿连大西洋甚或北冰洋。它对世界地缘政治型态、性质、价值和空间关系变化的深远影响至今犹然。现今,在应对美国不论是重返东南亚或亚太还是推行再平衡战略的挑战中,探溯美国利用美西战争从东南亚扩张到亚太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历程,不仅可填补国内对此研究之空白,而且可能有着重要的引鉴价值。     

中美战略竞争下的战略第三方选择: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印、中美俄、中美欧VAR模型分析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战略第三方对中美关系和中国外部战略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探究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文章运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研究发现,随着美国对中国的遏压加剧,印度和俄罗斯对华政策中的冲突性因素可能增加,而欧盟则可能改善对华关系.美国改善与欧盟关系将导致欧盟采取对华疏远的政策,美国对印度的持续示好和拉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印度加强对中国的敌对政策,俄罗斯对华政策则不受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影响.根据上述发现,如果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和加剧,中俄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可能显现,甚至可能出现印俄两国同时对中国构成挑战的被动局面,欧盟则可能成为缓解中国外部战略压力的重要突破口.     

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中美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

供应链安全已成为美国内政外交战略性议题。究其缘由，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及其暴露的美国供应链风险是诱因，以供应链为纽带的中美产业技术竞争催生的霸权焦虑是根源。因此，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是中美竞争背景下霸权护持的新探索。文章从供应链安全与美国对外政策内外逻辑互动的既有研究出发，构建了一个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的分析折中主义框架，对该战略进行探讨。概言之，其生成以内外互通为逻辑，在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与科技优势、助推中产阶级利益导向的国内改革和重建新政联盟以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经济与政治基础的同时，以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和拓展盟伴关系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外交与战略基础。其布局以内外互补为逻辑，将产业技术政策与供应链安全联盟战略紧密配合以分别推动供应链回流和友岸外包。其特点、影响与局限内外互联，表现为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外交上的伪多边主义及战略上的供应链安全化—意识形态化，在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加剧逆全球化与深化中美竞争的同时面临美国国内经济压力与政治极化、外交上联盟内部张力及战略上产业技术分工市场规律的结构性制约，因而该战略能否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新抓手需密切关注。     

塑造与"反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背景下美国核战略转型论析

基于对国际形势和战略环境的认知变化以及对安全威胁与现实挑战的新判断,美国提出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的概念,它既在客观上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面貌和趋势,更是美国政府在"后反恐时代"顺应全球战略规划转向需要的概念创设和阐述,为构建新的内外战略提供了政治效用.在大战略转向的背景下,美国对其核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转型的核战略以赢得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为 目标,其要点是加快核力量现代化,发展灵活、多样、实战性的核威慑力,强化对于其他大国的核优势.特朗普政府以"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和思维看待并谋划美国与中俄之间的关系,完成了安全和外交重心由"反恐"向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彻底转向,并启动核战略转型作为护持美国霸权的重要举措.拜登政府的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同样建立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基础之上,其核战略或许会向"合作性"方向适度回调,但仍会将核力量作为应对"未来不确定因素"和巩固美国权力地位的重要依仗,这保证了基于"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核战略转型的延续性.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塑造了美国的核战略转型,以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为导向的核战略又反过来激化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促使美国更加重视核武器在大国博弈中的作用,形成二者的相互强化.     

中美关系周期变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

从新中国成立到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前,中美关系历经1949—1969年、1969—1989年和1989—2009年三个"20年周期",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经济相互依赖是中美关系这三个周期变化的重要因素。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并掀起贸易战,中美关系再次陷入低谷,权力结构性矛盾使中美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对抗的可能性增大,这表明中美关系实际上已处于2009—2029年第四个20年周期的关键时期。中美关系前三个20年的周期性变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具体体现在:按照意识形态"选边站";维护地缘安全;实施"大国平衡",推进经贸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建设。在当前美国对中国采取战略对抗的形势下,东南亚国家坚持不"选边站"的立场会面临极大的挑战,中国需要思考其部分国家在极端情况下是否会重回"选边站"的问题。     

“地缘政治欧洲”:欧盟力量的地缘政治转向?

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地缘政治欧委会”,预示着欧盟对外政策出现地缘政治转向,“地缘政治欧洲”或将成为欧盟力量的新标签。“地缘政治欧洲”的定位,是对此前欧盟作为“民事力量”“规范力量”和“联系力量”的补充和修正。基于对自身地缘敏感性与脆弱性的新认知,加强欧盟在地缘政治世界中的力量已成为欧洲政治精英的共识。“地缘政治欧洲”包含内外双层地缘结构,不仅要加强军事力量,向陆权倾斜,还要巩固内部堡垒,强化欧洲地缘政治参与者的主体性与空间性,工具化欧盟经济力量,加大数字与技术、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中国应重视“地缘政治欧洲”的回归,主动调整对欧方略,推动中欧战略对接。     

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在延续中有所调整，与冷战后历届总统相比，甚至与自己执政初期相比，战略目标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在战略议题、战略手段方面都出现变化。美国通过外交、军事和经济等综合手段强化了领导亚太地区的能力和意愿，其基于地缘政治的战略布局转为指向威胁的战略布局。美国战略重心的全方位转移与中国因素和中关关系具有关联性，中...     

美国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的成因探析——基于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的考察

作为冷战后世界舞台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全球战略的转变必然是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嬗变、中美互动进程中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以及美国国内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发展困境等三个层面入手,透析美国政府"重返亚太"战略的主要原因。研究认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首先是美国执政当局对亚太经济崛起所引致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现实和潜在嬗变的客观反应,而美国国内面临的日趋严峻的发展困境则加剧了实施战略调整的紧迫感,当然"中国因素"无疑也成为其"重返"亚太的原因之一。     

美国两党党纲中的对华政策论析

党纲是美国两党各自政策立场与倾向的集中反映,并能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因此值得重视和研究。通过梳理和分析历史上美国两党党纲中所反映的对华政策后发现:随着中国自身实力不断提高及中美两国联系的不断加强,美国两党党纲涉及对华政策的频率在不断提高;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在多数情况下与执政党党纲中的对华政策倾向总体一致;美国两党在涉及对华政策的重大问题上也大多具有共识;美国两党党纲中的对华政策内容从根本上来讲服务于美国两党进行选举的国内政治需要。当前共和党的对华政策倾向已出现重大转折,但民主党与其或有不同。关于两党在对华战略上到底有无共识,以及未来美国的对华战略将向哪个方向发展,2020年美国两党将要发布的最新党纲或许能够提供一些答案。     

“三重博弈”:中美关系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

随着奥巴马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对中国形成了战略挤压。"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中国一项兼具地区发展战略和全球秩序设计意涵的战略构想,同时也是中国依托地缘区位优势,在欧亚大陆谋篇布局,与美国展开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国家软实力投射"三重博弈"的战略工具。首先,"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中国"稳固西北、经略东南"的战略指针,是中国针对美国从海洋方向实施的战略围堵,在欧亚大陆依托陆权优势与美国展开地缘政治博弈的战略抓手;其次,"一带一路"战略也是中国与美国展开地缘经济博弈的重要工具。中国通过推动建立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框架,重视自身与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加强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来应对和化解美国在地缘经济领域造成的压力;第三,"一带一路"战略也为中国与美国开展软实力竞争提供了平台。随着国力的提升,中国不仅有意愿,而且也更有能力承担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通过为沿线国家提供公共经济产品和公共安全产品,实现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共同发展,从而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崛起大国的形象。     

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问题研究

本文探讨了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在贸易平衡、汇率、投资等方面的表现,以及背后深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原因.文章认为,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的上升,是美国两党在贸易政策问题上"政治化"的结果,并非由两国国家战略的冲突引起.中美国内政治与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正成为巩固双边关系的深层基础.从国内政治经济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更有说服力.文章建议,在关键利益问题上与美国"硬碰硬",将有助于调动美国国内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平衡、抵消保护主义势力在对华政策上的消极影响.中美经贸争端解决的"机制化"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战略矿产资源国际体系均衡的政治逻辑

一国战略矿产资源的获得受到两种政治逻辑的影响:即基于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和基于全球治理的规则逻辑。在地缘政治逻辑下,国际体系中霸权国的矿产战略布局、出口国的资源民族主义,以及运输通道的地缘风险,是影响一国战略矿产资源获取的重要因素;在全球治理的逻辑下,战略矿产资源开发具有开放性,它根源于生产国-消费国-过境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在战略矿产治理体系的建章立制过程中,主要大国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本文分析全球治理和地缘政治两种逻辑对中国战略矿产资源的影响,探讨一国在面对国际资源体系时的四种可能的政治选择。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对战略矿产资源及其均衡体系进行概念界定,对体系变迁的动力机制和体系变迁的两种逻辑进行理论梳理。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随着中美两国都认定自己进入"新时代",两国开始重新审视对方以及双边关系,从而导致中美关系也"进入新时代"。中美关系在新时代既不同于以合作为主旋律的"昨天",更不同于冷战对抗状态的"前天"。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是战略竞争,双方互为战略竞争对手。这种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冷战对抗的敌人。中美战略竞争应当是可控的、良性的、建设性的竞争;竞争并不排斥合作。在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双方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人文、全球治理这四个领域的竞争将趋于强化,而合作趋于弱化,从而导致中美战略竞争总体上将十分激烈并呈持久战态势。中美战略竞争不会滑向新冷战,其原因除了中国的主观能动作用外,更重要的是世界大势的制约。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全球政治觉醒等世界大势对新时代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塑造作用。     

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

特朗普执政以来坚持"美国优先"路线,持续推进美国内外政策的深刻调整,采取了以"压制性回缩"为特征的大战略。美国大战略的变化不仅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深远影响,也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朗普政府明确地以"战略竞争者"定位中国,美国战略界对华负面认知进一步加剧,美国对华政策逐步形成新的共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显著上升,体现在经贸关系、地缘政治、国际秩序、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美方借"对等贸易""印太战略""台湾牌"等加大对华压制,并炒作中国的"锐实力"。美国对华政策已进入"后接触"时代,"竞争性共存"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态势。中美双方需提升战略沟通质量,稳慎管控互动关系,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转型,避免陷入"新冷战"。     

中美国际地位变化与韩国的机遇、挑战和战略选择

以经济、军事实力、对主要国际制度的参与和国际影响力为指标,可窥见中美国际地位变化的趋势。作为美国的盟友和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韩国在中美国际地位变化中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机遇体现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可带动韩国经济发展;中韩关系改善利于谈判解决朝核问题;韩国可为中美牵线搭桥并借此提升国际地位。挑战包括朝鲜半岛的权力与威胁失衡导致朝核与导弹危机升级,对韩国威胁加剧;中韩伙伴关系和美韩同盟使韩国陷入两难境地;中国实力上升使韩国担忧来自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威胁。韩国的战略选择基于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在中美之间奉行平衡战略到通过部署萨德和签订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重新加强美韩同盟。     

奥巴马时期美国的“印太战略”——基于美国大战略的考察

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嵌入到其综合性、全球性大战略之中并服从和服务于其整体战略目标的。奥巴马时期美国并没有明确阐明的"印太战略",但随着印太地区国家间互动的增加及地区安全形势与安全环境的变化,各国间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政治与安全议题的相关度越来越高,印度洋和太平洋相关地区越来越成为一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整体,美国的战略视野也开始从"亚太"转向"印太","印太"概念已融入到其战略思维和具体的战略实践之中。     

东南亚地区形势:2011年

近年来,东南亚经济复苏步伐快于全球,政治稳定,经济与政治方面的调整改革取得了许多进展。泰国与柬埔寨的边界又起争端,东盟的团结与能力面临新的考验,但不会影响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奥巴马政府调整美国的东南亚政策,加强美国在东南亚的存在与影响力,围绕中美两个大国与东盟关系的演变,该地区国际关系格局出现调整。     

编者的话

刘胜湘和陈飞羽认为,当前学界对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研究尚显匮乏,为此,两人运用实证方法,通过对比美苏冷战和当下的中美战略竞争,深入剖析了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演进阶段及主要影响因素,以把握大国竞争关系的类型,最终引导大国走向良性竞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博弈不仅给两国关系带来深刻变化,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影响是造就了若干第三方国家.它们在中美竞争中如何站队以及中美两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成为研究大国博弈走向以及国际格局转变的重要视角.本期有两篇文章聚焦于第三方国家问题.曹玮重点分析了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问题,运用相关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张立和胡大一则重点分析了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结构因素和议题因素相关.两篇文章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各有特点,为我们深入把握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第三方问题,构建了一个更为立体、全面的认知图景.